在買方需求和賣方需求之間，除去基於自願原則的送養外，中介在其中架起了更為便捷的買賣橋梁，在利益驅使之下，不少人幹起了拐賣人口的買賣。阮齊林稱，在人口買賣市場中，往往男丁需求更高也更貴，因合法的收養途徑總是很難收養男孩，其背後則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一些家庭尤其是農村家庭總是想要、需要一個男孩傳宗接代繼承田產和家業。”阮齊林說。
南都記者關注到，在郭剛堂尋子事件中，兒子郭新振的養父母也正是有了兩個女兒之後，仍然選擇從人販子那裡買來郭新振。據媒體報道，養父母待郭新振視如己出，兩個姐姐之後支持養子於城中購置房車。
阮齊林提醒，盡管養父母往往因各種需求在拐賣人口案中靠買賣得到孩子，但實踐中“收養”和“收買”的邊界難以把握。他告訴南都，在過往的地方民俗中，出於自願原則的家庭送養也會有金錢往來，因此是否有金錢交易并不是判斷拐賣的關鍵因素，而在一般的買賣市場中，中介也并不會稱孩子是拐來的，人販子總會有一套漂亮的說辭，將其包裝為送養或撿到的孩子，因而很多養父母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都將孩子作為“收養”而非“收買”來養育。
“尤其是很多養父母對孩子視如己出，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觸犯法律。”阮齊林向南都分析，考慮到養父母承擔養育責任，孩子與養父母有深厚的感情，“人心都是肉長的，養的孩子不再是自己的孩子，可以說是人財兩空，很少有人再往傷口上撒鹽。”阮齊林稱，緣於此，監管部門和親生父母往往不會選擇對養父母追責，就算真的有人追責買方，在法律實踐中法官會考慮人情倫理等因素酌情輕判。“買方最高只會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懲罰非常輕微。”阮齊林說。
不忍或對追究刑責有所顧慮，是孩子被拐家庭的真實寫照。在"梅姨案"中兒子同樣被拐賣的申軍良曾對媒體表示，兒子申聰找回後與養父母保持聯系，兒子也表示不會忘記養父母的養育之恩，申軍良坦言，在找到孩子前總想著讓養父母坐牢，但後來找到孩子又有了新的顧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