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強化了各方共同發力的要求，有助於協同治理。無論是對媒體、期刊或出版單位披露綫索的肯定，還是由有關主管部門依法依規調查處理第三方中介機構的科研失信行為；無論強調論文發表中第一通訊作者的第一署名單位的責任，還是重申科技計劃、獎勵、榮譽設定部門的調查職責，實施聯合懲戒的條件等，無一不表達出協同治理的理念。這充分體現了新時期學術監督範式的特征，并給出了治理的具體路徑和協同方案。
四是開啓了學術調查的法治化進程。鑒於其作為國內首部學術調查的法規（規範性文件），具有對所有從事科學技術活動機構規章的牽引和約束功能，在可預見的將來，無論是已經聯署的部委，還是未能聯署的部委，甚至某一特定學術榮譽團體，只要其或其下屬機構從事科技活動，就應該遵從修訂版的規定，同時制定或修訂內部學術調查制度也應根據修訂版的要求進行調整、修訂和完善。這實際上開啓了國內學術調查法治化的歷史進程，對此，各界都應該抱有極大的熱忱并樂見其成。
此外，規則的修訂有一個不變的、穩定的目標，那就是科研誠信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是國內科研誠信治理所追求的不變的目標。現在，這一目標隨著修訂版的頒布實施而變得愈加清晰。
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科研失信行為調查處理規則》等一系列制度的實施，國內科研誠信治理的制度之網必將越來越密。現在，外部環境已經搭建，治理路徑已經明晰，內部決心已經展現，科研誠信治理再次來到新的重要關口，需要治理參與方拿出十足的誠意，各司其職、密切配合、協同共進，共同描繪我國科研誠信治理實踐的精彩畫卷。（來源：中國科學報 作者：侯興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