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29日電／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講師沈逸博士在即將出版的11月號《中國評論》撰文指出，如果朝鮮真的通過直接雙邊會談，以重大讓步換取與韓國、乃至美國的直接協商結果的話，中國就將被置于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
文章認爲，關鍵正是這看起來不怎麽起眼的“三”或“四”的區別，暴露出了此前始終被人們忽視的重要問題：那就是朝鮮南北方獨立推動東北亞和平進程的意志以及這種意志的表達。
在這種意志表達之前，“四方會談”或者說“六方會談”的框架被多數觀察家看作是理所當然的模式。而朝韓文件中的意思表述，就如同封凍河面下的激流，溫和的表面下蘊含著汹涌的激流。這次小小的外交事件至少說明了以下三個重要的問題：
首先，朝鮮半島核問題進入實質性解决階段之後，面臨重新確定進程主導權的考驗。
雖然韓國方面已經用某種方式表達了幷無意在未來的停戰條約談判中排除中國的參與，但可以確定的是，下一階段東北亞地區安全主導權幷沒有確鑿無疑的掌握在中國手中。
仔細看看歷史的話，這種尷尬幷非今天才有，當年朝鮮戰爭爆發之前，金正日采取完全依靠蘇聯而拒絕向中國通報有關行動準備情况的做法，就已經預示了具有强烈民族主義傾向的朝鮮領導人無意繼續讓朝鮮成爲中國的“小兄弟”，這種强烈的意願，與客觀的國家實力對比是無關的。
其次，是朝鮮南北雙方的國內因素以及民族主義情緒，將成爲影響下一階段朝鮮半島安全問題解决得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無論是否願意，也無論的心理上和情感上是否能够接受，朝鮮半島的重新統一對于中國的國家安全環境有著直接而重要的影響。此前被“六方會談”框架掩蓋的另外一個因素就將逐漸明確和清晰起來，那就是朝鮮南北方的國內因素以及當地的民族主義情緒。
第三，是從整個六方會談過程中體現出來的中國作爲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其外交形態和政策理念面臨某種尖銳的挑戰。對于中國來說，推動六方會談的過程，也是中國努力嘗試學習根據現代主權國家外交體系制定外交政策的過程。
對于中國來說，推動六方會談走向深入，乃至嘗試推動建立東北亞地區安全機制的進程，本身也是一個不斷學習如何成爲大國的過程，這中間最重要的過程之一就是對自身心態的調試，這一調試將直接關係到中國未來的發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和影響。
一個突然出現的“三缺一”的東北亞和平進程的倡議，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對于中國的未來發展來說，早來的警醒，未必不是件好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