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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台灣政治新局”座談會(全文)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8-03-26 02:39:35  


座談會主持人台灣《中國時報》常務董事黃肇松。(中評社記者攝)
 
  周陽山:這次大選是2個月前“立委”選舉的持續,當時綠營所期望鐘擺效應沒有出現,發展出的是群圍效應;37%的民進黨票加上3.5%台聯票,就是謝長廷先生這次的得票率,這與“立委”選舉的結果是完全一致的。而其中也有一些變遷值得注意,謝長廷在固本的過程是成功的,而用民進黨過去的族群招數來動員以取得勝選則是無效的。簡單說,民進黨過去十幾年來每次選舉最後關頭,他們所訴諸的台灣意識並沒有任何加分,招數已經使老、用盡;另一方面,馬英九的long stay活動也沒有效果。換句話說,這是一個以情勢為主體的選舉,雙方任何的策略都沒有用,58對41的比重,事實上是兩個月前“立委”選舉結構的反應。

  但我們不能只看“勢”,更應該觀察選民結構、選戰的制度;這次大選的競選規則,是2005年民進黨第七次“修憲”所建立的,那個才是會影響以後發展的持續性關鍵因素。情勢的變遷會因執政者的政績有所起伏,可是競賽規則不變;所以這次選戰民進黨敗的理由,除了陳水扁執政不佳的因素之外,另外關鍵主因就是林義雄。林義雄強迫民進黨接受單一選區兩票制的選舉制度,才是民進黨失去政權的原因;“立委”選舉民進黨得到37%的選票,卻只有24%的席次,民進黨內那麼多的選舉精算專家,為什麼會做出錯誤盤算?這就回到之前黃教授所提的,民進黨以為除了外島等少數選區外,其他選區都是可以靠族群意識動員的。這個盤算讓民進黨誤判,當時他們所處分的沈富雄與林濁水,現在證明沈、林二人是對的;但民進黨不會從這個角度去反省,他還是會用最習慣的選舉招數─族群意識。

  在1990年夏天我就提出“民粹主義”的主張,從美、俄兩國經驗來看,俄國大約是從1870到1890年盛行民粹主義,美國在同一時間,內戰過後也曾進入民粹主義時代,主要針對西部的開發和地方執政者的腐化;而台灣民粹主義正式興起的期間大概是1990前後,至今已有18年了。這三例子可以顯示出民粹主義的持續性問題,民粹主義在世界歷史上不曾超過20年,因為民粹主義是建立在中下層群眾對於社會現狀與政治體制的不滿,然後由少數的野心家或政治家挑動;民粹主義強調的是與領導人直線的溝通,反對官僚體系與議會民主。民粹主義的特色就是它無法形成制度,只能成為運動,而運動的強度是要看執政的成果。

  有趣的是,選前李登輝出來支持謝長廷的時候,也把李登輝時代的民粹主義畫下句點。他當時的一句會相當有儀式性的意義:李登輝當時小心翼翼地說會接受人民選擇的結果,這代表他已預見這次結果,也證明他以前的抉擇是錯的。民粹主義運動曾經是叱咤風雲、影響選局的運動,在台灣已經正式終結;但他留了一個尾巴,就是2005年的“修憲”。當年民進黨請君入甕,如今是自己困在甕裡面,下任民進黨領導人除非走街頭運動,否則以國民黨現在3/4的席次,很難把甕打開。

  朱雲鵬: 這次大選主要是多數人心思變,每個人希望改變的理由不同,有經濟、道德、品味等因素;而越到中南部要求改變的慾望就越大。520馬英九接下政權的最大挑戰是美國經濟遭受次貸風暴仍未恢復,大陸也在緊縮中,因為台灣是小型開放經濟易受影響,幸虧這都是短期性,萬一今年不夠好,明年仍有很大的機會。

  主席:我有個事後諸葛的想法,馬蕭這次有765萬餘票,謝蘇544萬餘票,相差220多萬;2004年連宋644萬多票,扁呂647萬多票,當年國民黨內估計如果沒有發生槍擊事件(319槍擊案),大概會贏10%,也就是100萬票,這次就是這100多萬票還原。

  周陽山:我再舉一個與台灣很類似的例子─阿根廷,阿根廷領導人也是完全靠其領袖魅力來行民粹主義,最後下台的因素也是政績太差。這與阿扁與李登輝計畫的過程中有個相似點,支持者多半是阿根廷第一批都市化後被邊緣化的人,即第一代都市的中低階層與鄉村農人;執政者就靠著不斷提高勞工薪資、勞工福利來取得支持。可是台灣的階級屬性並不明顯、反而是省籍容易分辨,這成為阿扁選舉無往不利的武器;而結果仍不離阿根廷的經驗,政策太差,抓不住整體情勢,只能用策略操弄。最後“策”無法抵擋“勢”的結構,這就說明了100萬票的流動,也代表人民期待一個新經濟天地的開展;必須要靠台灣的全球化與兩岸關係的改善來提升台灣的“勢”。

  黃光國:我想請教陽山兄一個問題,您剛剛提到李登輝出來挺謝是個儀式化的動作;當李登輝從宣布走中間偏左的路線到這次挺謝,我認為他找不到台灣的出路,3月7日我曾和他長談了2個多小時,當時他已經判斷藍會贏10%。我想問的是它既然已經確定,為什麼最後關頭出來挺謝?我一直不解?我的判斷是,他應該想站在中間更高的位置,以後對藍綠兩邊他才有講話的空間。

  周陽山:我認為政治人物與政論專家兩者最大的落差就在這,政治人物就算前面有許多選擇,但你最後還是只有一條路;政論專家則可以暢談、分析各個方案的利弊得失,所以做為政治人物有些空間是不屬於你的。我想韋伯分析得好:政治人物做得最好不是調動情勢,而是如一個火車頭;你可以調動方向,但必須是在有限的幅度下轉。轉的幅度過大就是翻車,如戈巴契夫;葉爾欽是自己腐化快翻車了,他趕緊跳車找一個有能力的人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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