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2日電／台灣聯合報今日刊載的社論說，“統派媒體”一詞是民進黨執政送給台灣媒體界的政治禮物。在民進黨的詞彙中，“統派”幾乎就是“賣台集團”與“中共同路人”的同義詞。
當民進黨指一個媒體是“統派媒體”時，是從根本上否定了這個媒體在民主“憲政”上應當及可以擔當“第四權”的責任及權利，而欲使人民認為這個媒體是“不愛台灣”的賣國賊。
社論指出，令人痛心者，尚不僅此。在過去幾年中，台灣出現了一些支持或依附民進黨的媒體，他們在為民進黨辯護時，竟然也將站在相對立場批評民進黨的媒體同業稱作“統派媒體”。彷彿挺民進黨的媒體就是愛台灣，批評民進黨的媒體就是不愛台灣。
其實，媒體的政治評論立場，在政黨、政策、價值、理念，或風格等政治傾向上有所選擇，這不但是自然的，本也是應當的。例如美國的報紙，在總統大選中皆公開宣示其所支持的候選人。因而，媒體若支持民進黨，這是個別媒體自己的選擇，應受尊重；但竟將批評民進黨的媒體指為“統派媒體”，卻在台灣媒體史上留下了一個汙點。
社論說，解嚴二十年，台灣陷於是非混淆、黑白顛倒的二十年；因此到了二十年後的今天，民間還在異口同聲地呼喊“破解台灣魔咒，重建台灣價值”。這個場景，媒體當然有無可逃逭的責任；因為，媒體對於曾經發生的執政者的沉淪，沒有發揮挽救匡正的功能；對於曾經出現的執政治台的重大錯失，沒有發揮有效防範的作用。
長話短說。例如，修“憲”所以修成如今這樣一部破敗的“憲法”，就媒體的責任言，有些是因媒體其實不懂“修憲”與“毀憲”的界際，有些則是因媒體甘為政客毀“憲”的護航者。換句話說，修“憲”導致毀“憲”，部分原因正是媒體的失職。再如，公投綁大選，媒體難道不知“公投”的神聖性與“公投綁大選”的政治操作必須區隔評價？另如，在操弄“台灣主體性”與“反貪腐”之間的比例關係，媒體難道不知當如何估算？又如，當一個媒體洋洋得意地指另一媒體是“統派媒體”時，其間是否仍有理性存在？
社論認為，解嚴二十年，台灣民主政治走得如此坎坷崎嶇，原因之一也許亦正在於媒體迄今未能建立其專業角色與專業價值。所謂“專業角色”，就是“第四權”的角色，也就是至少不可為不義的執政者護航；所謂“專業價值”，就是在是非義理的追求上至少不可成為不義執政者的附庸。其實，也不必陳義過高，媒體若能對於任何執政者皆有“廉能／誠信／愛民”等基本職能的督責，那也就勉可不辱“第四權”的本色了。
在戒嚴時代，媒體被威權政治扭曲；曾經身歷其境的媒體，應皆是點滴在心。然而，如今解嚴二十年，媒體界卻仍然被政治操作及市場區隔而切成兩半，未能在同業之間建立以“第四權”為脊柱的專業角色，亦未能在同業之間建立媒體人對執政者無可退讓的專業價值共同底線，以致荒謬到出現了媒體人成為執政者聲討“統派媒體”的掌旗官的戲劇性場面。台灣媒體界專業角色的分裂，與專業價值的分裂，亦即未建立“我們媒體界”或“我們新聞界”共同護守的專業尊嚴，卻不幸淪於被政客分化及操弄的境地；這或許也是台灣民主社會的一個重大遺憾吧！
每一個媒體都有每一個媒體的缺陷，皆應受到社會公評。但媒體與媒體之間，仍應建立一個“我們媒體界”或“我們新聞界”共同的底線，那是一條媒體以“第四權”的角色必須為社會守衛的共同底線。
聯合報系創辦人王惕吾曾說：“總統有任期，報紙無任期。”解嚴二十年，經歷二次政黨輪替，也已經出現了第三位“總統”；果然，有些媒體的存續，比“總統”的執政期長，也比執政黨的任期長；因而，倘若期望媒體能夠擔當超越“總統”及執政黨任期的社會角色，亦非不能想像。何況，即使各別媒體的生命有強弱絕續，但台灣民主社會中“我們媒體界”或“我們新聞界”，卻有共同的永續生命，共同的永續價值，與共同的永續使命。經歷二次政黨輪替，台灣媒體人、新聞人應能相信：“總統９有上有下，執政黨有來有去，但全體媒體人、新聞人的那一條“我們的”共同底線，一定會愈來愈清楚的！
社論總結，“總統”有任期，媒體無任期。媒體的角色是第四權，其任務是永遠的社會守門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