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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之瑜：不論是教授連署與聯袂關切，或匿名而來的龐大飲食資源，他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擁抱住野草莓，給他們溫暖，讓他們不要散去。 |
中評社香港11月14日電（作者 石之瑜）陳雲林離開台灣後，繼之而起的是學運。學運名為野草莓，想要上溯到 1990 年代的野百合學運。野白合世代出身的教授，果然紛紛發表專文支持野草莓，甚至主動發動學界聯署，為野草莓打氣，他們擔心野草莓繼續不下去的急切之情，不是野草莓學運本身所能理解，但是卻能說明野草莓學運的意義。
野百合世代的教授就是所謂的淺綠知識分子，簡言之，就是一群嚮往公民民族主義的反貪台獨。他們之中連續幾位在報刊撰文，採取的分析角度不同於台灣朝野互批的赤裸裸，總是在新穎的學術語言和儘量中立的敘事中，表達支持學運。他們的敘事角度也許萬紫千紅，不過最後的矛頭指向卻非常雷同，那就是國民黨為了接待陳雲林來台，傷害了台灣的“主權”地位。從這一點共同關切，他們透漏了當年發動野百合學運的深層動機。
野百合自己的歷史其實很單純，他們當年配合李登輝發動鬥爭，在“教育部”的辦公室裡與李登輝方面彼此協調。沒有野百合配合，李登輝未必能立刻鬥垮老國民黨。李登輝對國民黨與中國是什麼態度，事後十分清楚，但當時外界卻未必與文，可見野百合的領導有許多事並沒有與自己的學運同儕分享。二十年後看來，野百合的領導階層當時如何讓李登輝利用他們，他們便也想野草莓讓自己同樣利用，其目的也一樣是針對台灣與大陸的關係。
典型的中立姿態在某位教授詳細分析學生靜坐與圍城暴力的責任中，展現無疑。他以野草苺靜坐為對警察執法過度的回應，警察執法過度為對暴民暴力的回應，暴民暴力為對國民黨訴諸集遊法的回應，訴諸集遊法為對更早張銘清事件的回應，而更早張銘清事件為對國民黨矮化台灣“主權”的回應，並進而得出結論謂，國民黨“讓‘主權’自我矮化，才是民眾集體憤怒的關鍵”。如此層層回溯，本屬公平允當。採用回溯歷史的方法追究責任，則回溯應該從哪兒開始，又應該到哪兒結束的問題，顯有重要政治意涵。
當代事件的分析往往必須回溯歷史，理由在於當事人不可能對自己負全責，而必須由當事人所處歷史情境共同負責。換言之，即不同人進入同樣歷史情境，難免做出同樣決定，故不能一味究責於當事人。準此，從野草莓學生靜坐開始回溯，學生、民進黨、集遊法、王定宇都不能真負責，最後到達所謂國民黨矮化台灣“主權”的遠因才該負責。一旦歷史起點歸在國民黨矮化台灣“主權”，除非還能將國民黨矮化“主權”繼續回溯，比如指那是因應台灣國際經濟地位驟降，而台灣國際經濟地位驟降又可不斷回溯，多事的人甚至能遠追清朝積弱不振而戈讓台灣，甚至到工業革命促成列強侵華。但通常回溯愈遙遠，也就愈不能合情合理化解當事人的責任。
上述這種的回溯方法因而有兩點必須補充，才能更加體會其深義：第一，歷史起點歸諸國民黨矮化“主權”後，國民黨必須負終極責任，不能再往回溯。第二，有了起點，則歷史愈遠的起點，反而負愈大責任，結果國民黨形同是歷史中唯一能動者，其他後來的只是在回應歷史，毫無真正負責餘地，既不需負責，自可為所欲為，若此刻他們危害更大，國民黨責任就更大。這是為什麼台獨份子不希望野草莓散去，因為反正如何後果，責任都是國民黨的。
不論是教授連署與聯袂關切，或匿名而來的龐大飲食資源，他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擁抱住野草莓，給他們溫暖，讓他們不要散去。然而，野草莓所指控的警察暴力，卻因為有更大更狠的暴民暴力而難以服眾，如今只好靠野百合抬出國民黨傷害台灣“主權”的說法來延續。即使野草莓沒有要追求台獨，他們是台獨當前的希望，是野百合拱立李登輝二十年後喪失台獨傳人陳水扁的暫時寄託。野百合拱立李登輝，比國民黨善待陳雲林，更適合做為歷史的一個起點。（作者 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