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28日電／繼二十國集團在華盛頓峰會達成了加強金融監管、改革國際金融機構共識之後，剛剛在秘魯結束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十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這一改革共識進一步擴大到APEC21個成員。新華社評論文章指，從G20峰會到APEC會議，在國際社會日益增強的改革呼聲中，飽受爭議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再一次被推到改革的風口浪尖。
分析人士指出，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各國要求IMF改革的呼聲一直不斷，但收效甚微。此次適逢全球聯手應對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為改革IMF帶來難得的契機。改革IMF的一個必要步驟就是增強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與其在重大國際經濟金融事務協調中發言權的缺失形成了明顯對比。統計顯示，目前發達國家在IMF的發言權比例為57.9%，其中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是IMF份額和發言權最多的5個國家，僅美國所佔份額和投票權就分別高達17.674%和16.732%。
相比之下，中國在IMF中的份額和投票權分別為3.997%和3.807%，印度為2.443%和2.338%。中國和印度在該組織的代表性分列第六位和第十二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發展中國家發言權的缺失背後，反映了美元霸權地位帶來的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現有國際金融體系本質依然是美元本位制，而此次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令這一體系缺陷進一步暴露。
李揚指出，這種不平衡性的一大表現是IMF在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逐漸淪為“富國俱樂部”，長期以來世界金融體系的“遊戲規則”主要由發達國家主導，缺乏全球參與的民主性，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聲音被忽視。
對此，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孫傑對記者表示，在IMF擴大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是向一個更合理的國際經濟磋商機制轉變的必要步驟，這個過程是必要的，可以更大程度地發揮IMF的作用。
作為當今世界兩大主要國際金融機構，IMF和世界銀行都是伴隨1944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而誕生的。成立於1945年12月27日的IMF主要宗旨是維護世界貨幣市場的穩定，其中一種手段是向貨幣受到衝擊的國家發放短期緊急貸款，以維護全球體系的匯率穩定。
然而，1976年牙買加協議承認各成員國試行浮動匯率制，佈雷頓森林體系宣告崩潰，IMF的根本性任務遭到動搖。隨著IMF功能與地位的逐步下降，取而代之是G8主導世界話語權的格局，這一格局將發展中國家排除在外，新興國家在重大國際經濟金融事務的協調中幾乎沒有發言權。
孫傑認為，近年來中國等新興國家實力逐步增強，中國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位，外匯儲備已接近2萬億美元，新興國家的外匯儲備總額達到5.5萬億美元，佔據了世界外匯儲備的絕大部分。在整個世界經濟力量對比格局發生的變化的情況下，各國在IMF份額的大小已經不能反映實際情況的變化，需要不斷做出調整。
此次世界金融危機進一步讓全世界意識到新興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儘管擁有2500億美元的總資金量，但在龐大的救援資金需求面前IMF正面臨資本缺乏困境。
在這種情況下，IMF總裁卡恩明確表示，“如果考察明年經濟增長預期，就會發現全球經濟的增長動能全部來自新興市場，因此支持這些國家擴大發言權是公平的。”而美國總統布什在華盛頓峰會上也公開表示，IMF和世界銀行必須進行改革，必須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兩機構的投票權和代表性。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利馬舉行的2008年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再次強調了中國關於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建議，明確提出應增強國際金融機構防範金融風險的全球責任，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院袁鋼明認為，擴大中國代表權有助於制衡發達國家，保證世界貨幣體系的安全、合理和均衡，防止更大風險的發生，使政策更加公平。但目前由於美國在IMF重大議題決策上仍具有 “一票否決權”，同時投票權多少仍取決於出資額，因此增加新興國家投票權並非易事。
值得欣慰的是，此次世界金融危機中，面對發展中國家的求援，IMF已經從亞洲金融危機時因貸款條件苛刻導致受援國經濟後退的錯誤做法中吸取教訓，正在不斷降低貸款門檻。從其近期對烏克蘭、巴基斯坦等國的救援行動已經表明瞭這一動向。
談及IMF未來的改革，袁鋼明說，從G8到G20，世界經濟格局主導力量的變遷邁出了改革全球金融體系的成功一步，但這還遠遠不夠，未來的改革道路依然漫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