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這次金融海嘯的教訓 與中國應有的認識
美國的金融海嘯﹐大致如以上所陳述的序列發生。但知道了它發生的經過﹐並不表示知道了美國的經濟與金融制度導致它發生的過失所在。一言以蔽之﹐過失在於美國經濟與金融制度太強調自由放任﹐缺乏應有的適當監管。在自由經濟的號召下﹐從政府到個人均盲目以為放任就是高明與正當之舉。誠然﹐美國政府已有國會之授權實施政府撥巨資救市﹐但並沒有人真正認識到整個制度缺乏管制的過失。《經濟學人》將美國政府救市之舉說成是回到『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但在美國政界與學界尚未有人如此符合﹔甚至還有人認為政府在用鈔票換來廢紙﹔遑論吸取真正的教訓。在美國批評自由放任經濟﹐幾乎是大逆不道。反為是在美國境外的有知者首先悟出了經濟制度宜於提高管制的深奧道理。
譬如﹐在香港發行的《遠東經濟評論》於2008十月號登載了一篇由迪渥思金（Ken DeWaskin）的分析文章﹐大膽提出一個論調。認為今後全球加強政府對經濟的監管以及用公款振興市場的趨勢﹐『是仿傚中國以政府參與市場經濟運行的模式』（頁16）。無獨有偶﹐在歐洲已有比利時﹑荷蘭﹑與盧森堡的政府將歐洲金融集團富通銀行資產強行國有化等等之具體作為﹐證實了迪渥思金的理論已經為人重視﹐而且在某個程度上付諸實施。
由鄧公小平設計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下的市場經濟﹐促使中國經濟近三十年來不斷以每年9％以上增長率持續發展。對此﹐雖然世人盡知﹐但它背後成功的真正道理﹐則鮮有人知曉。不但此也﹐由於中國經濟體制由金融國有化開始﹐兼有國營企業與民間企業並立﹐並強調政府宏觀調控的管制﹐常被篤信放任理論的美國人垢病。但今日有鑒於美國金融海嘯﹐更證明美國需要的是更多（而非更少）的政府監管。知道了這點﹐即知道在各方均覬覦中國兩萬億美元儲備金而希望中國能伸長手救援時﹐我們應該如何以對。
莊子說﹐施人以兩條魚﹐充其量飽他一餐。但如教人如何釣魚﹐則可飽人一輩子。今日普世金融危機﹐中國也看到有需要救人救已。僅在今年九月﹐中國就增持美國國債436 億美元﹐為內外交困的布什政府送暖舒困。但這好比是莊子講的施人以兩條魚一樣。如說用中國之資金收購美國面臨危困的企業行號﹐也不過是再向人多施捨兩條魚而已﹐並不能幫助解決別人制度之所以導致發生金融海嘯之基本問題。何況輕言此時境外收購與投資﹐可能還有血本無歸之虞。所以﹐個人認為中國幫助別人『救市』﹐應該有崇高『救世』之理念。要達到此目的﹐必須要由戰略眼光的摯高點來處理之﹐方是上乘。
中國因應之戰略構思
全世界的金融海嘯始自美國。而華爾街之金融崩潰證明了一點﹕即美國對其經濟（包括金融）制度疏於有效監管。國際上已漸有共識﹐認為將來各國必須仿傚『中國模式』以求發揮政府對經濟積極監管輔助之功能﹐已如上述。個人認為國人『救世』的最佳辦法﹐並不是對人施捨多少條魚﹔而是教導別人如何抓魚。即如何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秘訣』教導於世。做法就是要將中國如何以政府領導經濟﹑再以經濟領導市場的『宏觀調控』制度與經驗有系統的加以推介。如這樣作能對美國過份放任的自由經濟體系起得示範與借鏡之功效﹐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挫』﹐將是中國由『救市』變成『救世』的任務中能做出的最有意義的貢獻。
這樣做﹐是徹底幫助美國挽救其金融制度之於既衰﹑而有望重振其往日雄風之辦法。同時﹐也足以發揮中國政﹑經合一制度的雄風與樹立它的正當性。不但能在國際金融海嘯後起得救人自救更好之功能﹔並能防止自己血汗賺來的熱錢無昧流失﹔而且更能為中國樹立其在地緣經濟時代的大國地位之崇高性與權威性。再者﹐過去美國人認為中國之再起是一大威脅﹐如今具體證明中國之興起﹐由於其宏觀調控制度之優越性﹐能對世界經濟與金融制度起得一個『身教』作用。促使更多人認為中國之起﹐對世界是一大貢獻﹑甚或可說是在目下世界金融危機時刻扮演了一個精神『救星』的角色。這樣豈不是給中﹑美兩國間長期穩健戰略夥伴關係奠定了持久不衰的基礎﹖
北京已採若干措施擴展內銷市場﹑鼓勵內銷﹔並借減稅津貼等辦法增加人民購買力。這些都是有積極性的具體做法。中國不比日本之幾乎無國內市場之可言﹔美國雖然有廣大國內市場﹐但早已飽和。所以中國之能靠擴大內銷以彌補國際市場消退而引起外銷之受損﹐並不是所有國家都有的本錢。這點﹐很多人均看到了。可是﹐中國擴大內銷還有一個好處﹐也應該強調一下。即如果因內銷擴大而減低了對美外銷之依賴﹐因而疏減了美國一貫之巨額赤字﹐那將幫助挪開中﹑美關係上的一大絆腳石。而且﹐如果趁此機會將中國經濟改變得不象以往那樣全面依賴外銷的導向﹐那麼擴大後之內銷市場將可以變成中國經濟持續高成長的另一支柱。如此之『轉型』﹐對中國的另一好處是﹕中國經濟將更能承受國際市場顛簸之影響﹔更可以保障其良好的持續發展與增進。這豈不是因此次國際金融風暴的壞事反而帶來的一件好事﹖另一件好事﹐就是以上所說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樹立其『中國模式』優越性與正當性的機會。能充份抓住機會﹐如此將壞事變好事是戰略思想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作者 熊玠 紐約大學在職終身教授、中國評論月刊學術顧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