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差異：和諧vs衝突
雖然據我所知還沒有人對此問題深入討論過，但我覺得中西方對人性善惡看法各異所造成截然不同的推斷與結論，值得嚴密探討。這個差異，雖然表現於中西文化的很多方面；但，尤以在有關社會秩序問題上更為顯然。我們且看在西方啟蒙運動（即17 世紀開始的“世俗化”運動）以後的思想家，由於“原罪”觀念仍然深植民間，所以從馬基威利（Machiavelli）到霍蔔思（Hobbes），都以人性本惡的觀念為他們推理論證的依據。他們認為由於人性邪惡，所以一般人均是不顧他人（或群）的利益而只顧鑽營與擴大自己之一私，故有“反社會”的本性。因此，他們的結論是：政府的責任在如何用法律將個人與其他人隔離起來，以資保護社會。 更為了防止政府被本性邪惡的領導人與官員所敗壞與操縱，故國家必須有政府分權與限權、以及人民可以監督政府的民主制度（注一）。由於從人性“原罪”的前提出發，所看到對維持社會公安的的辦法，儘是用法律或制度以起得防範、隔離、限制對方（包括政府的分權與限權）等保障民權的手段。因此沒有社會和諧思想之產生，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中國人自孟子以來，均接受人性本善的大前提。故政府（與家族）之責任乃在如何保持社會環境純潔、不至沾汙敗壞個人的心靈，導致其喪失原善之本性。自漢武帝接受儒家思想為國教（西元前136年）以來，政府即負有教育黎民之責任；並用科舉制度發揮兩個重要功能：第一，開科去士，吸收民間人才納入社會精英之行列。第二，導使民間求好上進；並且推廣主流（正統）思想，以避免雜學邪教引人誤入歧途。
當然，以今日眼光觀之，其流弊乃造成了國家（國與家）大於個人。尤其如以亞伯拉罕文化角度來衡量，甚至可以垢病其對思想之控制，造成遏制有創造性或更有朝氣的思想與文藝。但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即這種“在上者”須負有教育平民的責任感，在古希臘先聖柏拉圖(Plato) 的思想中就有同樣主張。在他的教導中，他公開提倡理想的政府總監應由哲學家擔任（他的philosopher-king 理想，酷似中國儒家要效法“先王”之道、聖人之治的熱衷)；而且他認為好的政府要保護人民不被環境精神污染；甚至要限定他們只聽“正確”的音樂。因為音樂可以陶養性情，但也可以敗壞人性。如果我們記住柏拉圖（西元前427-347） 生在西方被亞伯拉罕文化籠罩之前，我們就懂得其中的道理。原來他雖然認為人性好像常在“自我交戰”的狀態，但他仍是相信人性可以用教育來塑造而導之於善的。這反映了他從老師蘇革拉底那得來的“道德即知識”的觀念（注二）。這一點也跟中國固有文化很接近。譬如孔夫子常講“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即是同樣觀念的另一種表達。
但是，儘管柏拉圖沒有“原罪”的思想，並且他也認為教育可以引導人性至於善良；他並沒有社會和諧的觀念，更談不上信心。再者，他也以個人道德操守的高低將人分別定為不同等級。有“低人”與“高人”之分。所謂“低人”（lower men）相當於儒家的“小人”。他的“高人”（higher men），相當於儒家的“君子”。但他擔心後者會被前者污染與帶壞；所以，他呼籲“高人”必須自我警惕，以免被“低人”拖下道德的泥沼。顯然，他完全沒有孔子認為“君子之德風”必偃“小人之德草”的信念。柏拉圖在他的《共和國》巨著中，認為政客的無知與無能是民主政體的兩大“詛咒”。他沒有中國儒家對“君子之德風”的看法。故他對政府（以及精英的“高人”）能夠教導群眾回歸於善的信心，並不太大。也許因為這個原因，他不奢談社會和諧。在西方的思想家中，柏拉圖在對人性以及德育可以挽救世風的觀點上，是最樂觀的。連他都缺乏社會和諧的理想與信念，其他人更可想而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