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13日電／文匯報今日刊發資深傳媒人梁立人的評論文章指，每提到“民族主義”，很多人便會將它和“義和團”拉在一起，認為那就等於排外和落後的觀念。由於習非成是，“民族主義”在香港也成了負面的名詞，提倡民族主義的人，也就變成了頑固不化，心胸狹隘的人。
其實，民族主義的產生，是和一個國家的現狀很有關的，國家越是受外力所欺負，民族主義就越強，就像人體的免疫系統一樣，有病毒入侵，免疫能力就自然會產生。滿清末年，國力衰弱，西方列強入侵，所以義和團便應運而生，可惜，由於義和團的發起人缺乏文化修養，兼有濃烈的迷信色彩，故走了一條盲目排外的歪路，被人污衊為拳匪、暴徒，其實，那只是受壓迫的中國人反對外力入侵的過當反應而已。
今日的中國，其實也受到西方國家的無形壓迫，他們對發展中的中國指三道四，企圖要中國放棄自己的傳統，成為西方國家的附庸。老實說，若非中國仍保有強大的實力和一個強勢的政府，恐怕今日的中國也已經變成第二個伊拉克了。
香港受殖民統治一百五十年，回歸以後，留下不少以西方國家馬首是瞻的遺民，這些人心中只有西方民主，沒有國家民族，他們甚至以為西方民主比國家民族更重要，他們甚至可以用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去交換他們所謂的人權和自由，這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不可忍受的事情。自由鬥士羅曼羅蘭曾說過：“生命誠可貴，自由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針對今日香港的情況，我們應該說：“人權誠可貴，自由價更高，若為民族故，兩者皆可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