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7月21日，在位于東京的日本首相官邸，首相麻生太郎在衆議院解散後會見記者。 |
中評社香港7月24日電／日本《日本新華僑報》7月23日載文《日本變局的深層與中日關係走向》，摘要如下：
7月21日，日本眾議院由麻生首相決定解散。自民黨與民主黨的政治決戰，由序幕轉入正劇。同時，人們也在關心大選後的中日關係。
要預測大選後的中日關係，首先應該搞清目前變局的形成原因。目前變局的產生，源於民眾對政府經濟及民生政策的不滿，而這種不滿又建立在日本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之上。
日本經濟原屬趕超型經濟，政府高度介入，實施指導性經濟計劃，注重團隊協作而不是競爭，在金融體制上實行主銀行制。它有利於國家對經濟全局的間接控制與調節，從而集中有限力量，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但也存在弊病，例如，經濟體制透明性不足，資源配置較易受到市場外因素的影響。上個世紀80年代左右，日本趕超任務基本完成，應該卻沒有及時實行經濟轉型，結果在上述弊病影響下，導致泡沫經濟的形成與破裂。
其後，日本政府要在背負巨額財政赤字的情況下，克服通貨緊縮帶來的經濟危機，在經濟刺激政策與減少財政赤字政策間，首鼠兩端，造成經濟長期徘徊。於是，新自由主義抬頭，主張小政府大社會、金融自由化，主張能力主義、民營化等。此種政策，一度使日本經濟出現復甦趨勢，但同時帶來貧富分化等問題；而且，時運不佳，以“次貸危機”的發生為標誌，新自由主義在其發源地美國遭受重挫，繼而殃及日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