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8日電／香港《大公報》今天發表題為“中國宜多參與制定金融新規”的社評說，日前在倫敦召開的G20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討論了一系列的穩定全球經濟及改革金融體系議題，好為稍後在美國舉行的G20峰會做準備。一如過往，會議在爭議及分歧中仍能就一些重大議題取得原則性協議，使國際為抗衡危機的財經合作取得了新進展，應是值得稱許者。
社評表示，目前，各主要經濟體在經過一年多的調整後，似有趨穩跡象，然而除中國外不確定因素尚多，觸底尚待確認，有否復蘇就更難說，故各國仍強調要繼續刺激經濟，直至復蘇有了保證才可轉變。另一方面，亦有不少人擔心退出刺激的安排，建議及早予以討論，使能協調有關的行動。事實上退出要面對的困難很大，主要有：（一）退出決策難定。選擇退出時機是個很大的技術難題，作退出決定則是更大的政治難題。（二）泡沫困擾。刺激方案對推動實體經濟的效率，似低於催生資產泡沫的，故很易做成“滯泡”現象：即經濟仍處呆滯狀態時泡沫已脹大，令調控政策進退兩難，且退出亦更難操作：這會戳破泡沫而做成衝擊。（三）國際協調難度高。各國情況不同，復蘇步伐及走勢不一，令退出策略亦難於統一。早復蘇早退出的國家，還可能妨礙其他國家的復蘇。如中國先站起來，固可通過入口回暖拉動一些國家（尤其自然資源出口地區）的增長，但也可能引發商品價格以至利息回升，不利於全球復蘇。
社評指出，G20會議還討論了多項強化金融體系及其監管的措施，雖然具體細節尚待確定，但就一些大方向已取得協議，包括：（一）加強對銀行的資本金要求，並提高資本金與資產比例以降低槓桿率，從而增大銀行的對抗風險能力。有不少銀行（尤其歐洲的）通過發放次級及混合證券來充當資本，這些做法或將受到限制。此外，通過賬外項目放貸形成的“影子銀行”，是引致槓桿率過高及觸發今次危機的元兇之一，故也將受到限制。（二）提高金融機構所須承受風險的程度。機構要為本身的倒閉做好安排，即擬定所謂“生前遺囑”的相關計劃，從而減少金融體系及政府要承受的風險。同時，銀行須保留部分重新包裝出售的證券化產品。此乃針對因過度證券化而引發今次危機所作出的監控措施，銀行既要承擔更多風險，在創制有關產品時自會較前審慎。（三）對銀行家薪酬及花紅設立嚴格監管機制，並要求回報機制更合理更透明。歐洲對此事尤為積極，認為薪酬體制不當是引發危機的因素之一，故堅持要加以改革，但在英美反對下未能為薪酬等訂出上限。
社評稱，以上各項的相關細節，仍待研究及協商確定，但總體來說已針對主要的危機誘因，作出了合適的強化監管措施，從長遠看對降低全球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應有所幫助。對這些發展中國內地及香港應密切注視，並檢討本身體系以備作出調整，和在協商中提出意見，使能在未來的金融遊戲規則制訂中爭取更多話語權。G20會議還承諾增加中印等新興國家在IMF的投票權。表面上這是個進步，但其實是雞肋：中印等稍增代表權，仍不會改變IMF受西方尤其美國控制的事實，其運作仍多按西方模式及思維而行，故中印等必須通過更多的其他渠道，來為新興經濟爭取應有權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