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讓渡：全球治理的必須代價
如上所說，全球化使國際社會產生了“同船效應”：個體做壞事（比如“毀船”），後果要由大家承當；個體做好事（比如“修船”），成果卻由大家分享。個體行為因而具有了公共屬性。這樣以來，在沒有外在約束的情況下，大家都有“做壞事”的衝動，因為這常有利可圖，後果卻因分攤而被稀釋；而“做好事”的動力卻嚴重不足，因為成果是由大家來分享的。這在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上表現得特別突出：各國都想多排放（“做壞事”）以增加經濟產出，而又要求別人少排放（“做好事”）。由此陷於了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而根據博弈論，囚徒困境是博弈中的常態，合作博弈只是特例。在此情況下，要避免囚徒困境可能導致的同歸於盡結局，就必須建立一個超越個體的權威機構，從消極方面約束、限制成員的公害行為；從積極方面協調、激勵成員的公益行為。全球治理由此產生。它要求主權國家必須接受相關的國際機制的約束與安排，主權讓渡因而在所難免。
在本次G20峰會發表的主席聲明中，明確提出要“建立一個新的多邊宏觀經濟政策評估機制……在這一框架下，G20成員將分享政策目標……確保各國自身的宏觀經濟政策與全球增長的趨勢相符合。”這裡，“建立多邊評估機制”、“分享政策目標”、“確保與全球趨勢相符”，就是要求成員國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要置於國際考量之下，其實質就是要求成員國履行主權讓渡的義務。這在要求各國退出刺激經濟政策時要協調行動，以及要求美國加強銀行監管及限制高管花紅等方面，都有明確體現。
眾所周知，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是中國一貫堅持的核心外交原則。在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好它與主權讓渡的關係，成為我們新世紀面臨的外交考驗之一。這裡，應把握的一個原則是：將政治與經濟切割開。在經濟領域履行必要的主權讓渡義務的同時，不能降低政治上保持主權獨立的標準。同時要指出的是，這裡的“主權讓渡”，與西方國家以“人權高於主權”為借口干預別國內政，是兩回事。前者遵循的是自願原則，後者則是強人所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