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的《沖繩札記》所激發的問題將在時間和空間上觸及近代以降整個東亞國際秩序的歷史與權力結構。今日東亞包括領土、領海紛爭在內的複雜的國際關係，在某個意義上都與“沖繩”這個權力中心有關。
在中譯本《沖繩札記》的序言中，作者大江健三郎寫道：“我在書中試圖思考的問題是：所謂‘日本’這個近代國家是如何成立的？它果真強大嗎？近代化的結果讓它在（世界）、特別是在近鄰諸國中居於怎樣的地位？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戰敗的悲慘教訓了嗎？”該序言撰寫於2009年，距該書原版的出版已近四十年。大江在序言中提出的這一系列問題旨在為中國讀者指出一個閱讀其作品的方式。大江頗有些用心良苦。這是因為，這本出版於近四十年前的書得到重新聚焦與閱讀，首先得益於日本國內對該書獨特的閱讀方式。事實上，《沖繩札記》對不同的讀者而言有不同讀法，而每種特定的讀法都揭示著特定的道德與政治意識，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第一種閱讀《沖繩札記》的方式體現在日本國內當下的讀法當中。在該書的“代譯後記”中，譯者陳言為我們清晰地勾勒了這種閱讀的原委與奧秘。在1990年代以後日本社會“新民族主義”抬頭的背景下，大江在該書中揭發的二戰末期日本軍人強迫沖繩人“集體自殺”的事實被視為“自虐史觀”的產物，因而大江（以及原著的出版社）在當事者“名譽受到損毀”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被告上了法庭。自此，原告、被告及相關當事者圍繞“集體自殺”是不是事實展開了法庭內外的論戰。由於該問題與日本國內的“戰爭責任”問題、“歷史認識”問題直接關聯，人們的眼球也被吸引到這一討論得異常激烈的問題上。日本一般的讀者不得不關注：慘無人道的強迫性“集體自殺”果真是事實嗎？
然而，細讀《沖繩札記》的行文，上述閱讀方式不禁讓我們疑竇叢生：大江在《沖繩札記》中設定的主題難道不是被當下這一特定的問題嚴嚴實實地遮蔽了起來了嗎？其實，作者大江的本意絕非暴露或揭發某個特定的歷史事實；相反，作者在行文中反覆迫使自己思考——同時也是迫使讀者一起思考——的問題是：“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這是一種對本民族存在方式的徹底思考。如果說，最初看到這個問題的中國讀者會感覺曖昧，那麼當作者通過細致的筆觸一幅一幅地展示“琉球人”如何轉換為“沖繩人”，在這個過程中當事者琉球人承擔了怎樣的痛苦和犧牲，以及在未來還要承擔怎樣的代價之時，大江的問題終於撬開了我們的心扉。由於大江幾乎以一人之力背負了日本“本土”對琉球人的所有“原罪”，以至於我們無法不為大江的正義感與勇氣而動情。大江似乎要通過個人的札記為他身列其中的日本人洗脫，至少是減輕部分罪責。就此而言，大江無疑部分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在2009年的序言中，大江將原書中的追問具體化為對日本人自身的追問與啟蒙：大江似乎在擔心他的同胞沒有讀懂他的本意。顯然，他的擔心並非多餘：通過一場關於事實叙述的審判，《沖繩札記》的主題被簡化為其內容的真假問題。然而大江沒有繼續追問的是，在日本右翼導演的這場法庭大戰當中，他關於沖繩的真正主題遭到了抹殺，這又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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