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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後兩岸關係的建構主義文化辯證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09-11 00:31:04  


ECFA簽署後不代表兩岸關係從此平靜無波
  中評社╱題:ECFA後兩岸關係的建構主義文化辯證,作者:黃清賢(台灣),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成功大學兩岸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

  前言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ECFA)在歷經2010年1月、3月、6月的三次正式協商,業務主管機關的十次以上溝通,正式於6月29日由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與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簽署。

  縱使因為兩岸官方的堅持,排除內外部環境因素的紛擾,例如經濟上的早期收穫清單爭議,政治上的一國兩制矮化爭議等,雙方終於在第五次江陳會於重慶簽署ECFA,開啟新的兩岸互動關係;但是相對的,ECFA簽署後不代表兩岸關係從此平靜無波,例如希望列入下一批早收清單者的角力、90%貨品的自由化開放期程、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的設置細節、ECFA英文版本送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備查方式等,這些都對ECFA後的兩岸關係可能出現衝擊。

  所以本文引用建構主義的霍布斯、洛克、康德等文化概念,加上有限之物由於內在的矛盾,被迫超出當下的存在,轉化到自身反面的動態辯證思維,探討兩岸關係在ECFA簽署後的可能變化,進而提出建構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觀點,造就兩岸關係長治久安的文化結構。

  建構主義的文化與轉化

  兩岸關係是否適用國際關係,屢有爭議,但國際關係的某些概念對於兩岸關係的處理,存有啟發性,因此本文擬以建構主義的概念對兩岸關係加以分析。

  建構主義可以視為對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主流,亦即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反思。不過,建構主義者運用的知識論與方法論不盡相同,其只是基於同樣的本體論去論述國際關係。誠如很早就提出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一詞的學者歐努夫(Nicholas G. Onuf)所作的廣泛定義,[注1]建構主義是研究(任何種類)社會關係的方法;其立足於自己的觀念與命題體系,以各式各樣的方法,研究流行和複雜的主題。充滿著各種不同聲音的國際關係,正好適用於建構主義的分析。[注2]

  若以魯傑(John Gerard Ruggie)的觀點而言,包括社會學的派別、女性主義的派別、法律學的途徑、系譜學的途徑、解放建構主義,以及更嚴格的詮釋種類等,都被視為建構主義。他也將建構主義分為三大類:[注3]

  一、新古典的(Neo-classical)建構主義

  植基於古典傳統,知識論採取實用主義;他們需要一組工具去瞭解相互主體性的(Inter-subjective)意義,並承諾於使用社會科學的觀念。學者包括魯傑(Ruggie)、恩司特和彼得.哈斯(ErnstandPeterHass)、克拉托齊威爾(Kratochwil)、歐努夫(Onuf)、阿德勒(Adler)、芬尼莫爾(Finnemore)、卡贊斯坦(Katzenstein)、艾爾雪坦(Elshtain)等。

  二、學後現代主義者的(Post-modernist)建構主義

  知識根基傾向於尼采(Nietzsche)、福柯(Foucault)、德里達(Derrida)等;與現代主義的觀點與實踐,進行堅決的知識論斷裂。學者包括阿什利(Ashley)、坎貝爾(Campbell)、德里安(Derian)、沃克爾(Walker)、彼得森(Peterson)等。由於推論的實踐,構成本體的原型,或是現實和分析的基礎單位,所以他們強調主體的語言建構;他們認為正統社會科學的幫助很少,社會科學的“霸權話語”被強加於“真理統治”之中。

  三、自然主義的(Naturalistic)建構主義

  介於新古典與後現代主義學派之間,學者如溫特(Wendt)、德斯勒(Dessler)等。根據溫特的說法,科學唯實論使得全新“自然主義的”社會科學成為可能,這不是因為社會科學模仿自然科學,而是從一開始,兩者的本體論只有很小的不同。

  被歸類為自然主義的建構主義學者溫特(Alexander Wendt),定義建構主義是國際體系的一種結構理論,核心主張有:[注4]

  一、國家是國際政治理論分析的主要單位。

  二、國家體系的關鍵結構是相互主體性,不是物質性的。

  三、國家認同與利益是這些社會結構建構的重要部分,不是人類性質或國內政治的體系外在給定。

  他認為,國家是行為主體者(Agent),文化是結構(Structure)之一,行為主體者的互動形成了結構,結構也會對行為主體者產生影響。換言之,國家在互動過程中,因為分享知識、物質資源、執行等社會結構要素,產生觀念、界定身份、型塑利益,因而建構了文化等結構;相對的,文化等結構也會對國家的利益、身份、觀念產生建構作用。

  溫特進而主張,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不只一種邏輯,至少有敵人(Enemy)、對手(Rival)、朋友(Friend)三種角色在主導體系。溫特借用懷特(Wight)的英國學派語言,提出霍布斯的(Hobbesian)、洛克的(Lockean)、康德的(Kantian)三種無政府狀態文化。[注5]

  霍布斯文化的邏輯是“敵意”,就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自我”將“他者”再現為“敵人”;國家會採取改變現狀的方式摧毀或征服敵人,決策時不顧未來地往最壞處考量,而此時的相對軍事力量就非常重要,且會以對待敵人的方式去無限制地使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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