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愛人”是儒家力倡的最高道德原則，“仁”，集諸德之全，它超越了血緣宗親關係，涵蓋了忠恕，仁愛、孝悌、信義等諸多方面，它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內容，歷代先賢都很注重道德倫理的完善與自律。丘逢甲自幼受到父輩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深知仁愛、誠信乃為人處世之本。其父是鄉村塾師，“鄰居皆農家者流”，對台農“春作方忙”之甘苦憂樂深有所感，在青年時代作有《農歌》八首咏之，後又寫《老番行》、《熱風行》等佳作，對山胞艱辛勞作，卻被迫輾轉流徙的悲苦境況，表達了極大的同情與關注，籲請駐台大吏體恤民生、籌固海防。他躋身科舉仕途的初衷，本是想藉此實現“經世致用”、“報國效時”的理想，但見朝政昏暗、吏治污濁，他不願與蠅營狗苟之徒為伍，也謝絕捐銀“外放”的“勸告”（“家貧何術鑄黃金”，“地瘠何堪再刮皮！”），乞請“以親老告歸”，辭官離京返回台灣，從事文化教育工作，為建設故鄉台灣竭盡心智。保台事敗內渡後，他不知疲倦地探索強國複台之路，先是追隨康梁變法維新，後又轉而擁戴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晚年他眼見清廷日趨腐敗，列強瓜分豆剖之陰謀得寸進尺，國事日非，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嚴重威脅，憂心如焚，寢食難安。盛夏時節，他捧著友人送來的西瓜，難以舉刀（“ 金刀欲下躊躇甚，多恐神州似此分。”）友人贈他香米，“甫熟未及餐，已覺香流匙”，驚聞“徐淮被災處，草木無根皮”，而“念此不能餐，北望揮涕洟”。丘逢甲這種憂國憂民的品德情懷，感人至深。進入二十世紀，目睹天災人禍接踵而至，他發出了“處處聞饑複聞亂，年年憂雨更憂晴”的深沉感嘆。他本來擔心暴力革命會損傷國脈元氣，貽外敵予可趁之機，後見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浪潮汹湧澎湃，深得人心，清廷統治集團只知敲骨吸髓，荼毒生靈，無可救藥，遂投身時代洪流，暗護革命黨人，力促廣東和平光復，謳歌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由此足見，丘逢甲的“民本思想”是根深蒂固、發自內心深處的。他始終以蒼生為念，只要有利於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的福祉，促進國族的統一與富強，他就不斷修正自己的認識，規範自己的言行，努力與時代、人民、歷史一同前進。
丘逢甲先生抗日保台衛國的歷史功業與日月同輝，他興教育才的業績與豐富的詩歌創作也將永存於世，而上述兩點，我認為則是他留給我們的最珍貴的思想文化遺產。今天，我們努力傳承與弘揚中華民族的這些優秀思想文化遺產，格外具有現實意義。
近兩年來，台海和平持續穩定發展，兩岸直接“三通”的實現，特別是“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的簽訂，使兩岸的經貿交流與合作向更廣更深的領域展開，這無疑有助於促進兩岸經濟的繁榮和兩岸同胞的福祉。目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正面臨著新的關節點，在已經取得重大進展的基礎上如何進一步推向深化？經濟交流與合作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而文化交流與合作則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核心。按照“先經後政，先易後難，把握節奏，循序漸進”的思路，我以為，下一步我們在繼續貫徹落實“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同時，應當加大力度，採取切實有效措施，進一步推動兩岸在文化層面的交流與合作，在兩岸構建起中華民族在新時代的共同的精神文化家園。值此，新版《丘逢甲傳》在北京與台北同時問世，應當說這是一種適時的、有益的嘗試。丘逢甲先生是近代台灣人民的傑出代表，他的生平事功與豐富的詩作，表現了近代台灣同胞的品格，反映了他們的心聲與訴求。乙未內渡後十七年，他追隨先進社會力量，不懈探索圖強救國複台的真理與道路，體現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光明、進步的追求；他的整個人生歷程，折射出新舊世紀之交主要社會思潮與社會力量的消長與趨勢，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和社會價值。大陸讀者通過新版《丘傳》，可以感受到近代台灣同胞勤樸進取的思想品格，和他們歷經的苦難與悲壯的鬥爭；而台灣同胞則可從丘逢甲先生的人生經歷中，了解到大陸同胞同樣倍受列強的欺淩侵略和封建專制統治壓迫的悲苦命運，以及為擺脫這種命運所進行的長期的艱苦鬥爭。歷史昭示我們，兩岸同胞本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當前，海峽兩岸面對全球化下的機遇與挑戰，我們應當團結起來，共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做出更大的貢獻。
趁新版《丘逢甲傳》刊行之機，特撰此短文，略抒己見，就教於兩岸方家讀者。是為之序。
唐樹備
2010年11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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