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1日電／2011年的貨幣政策如何定位？具體的調控幅度如何把握？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如何選擇？這些問題都成為目前宏觀經濟爭論的核心。這些爭論不僅反映了目前貨幣政策選擇面臨的困境，也提供了我們對加息權衡的思路。
2011年貨幣政策總體定位
存在巨大彈性空間
中國證券報報道，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認為，在總體政策定位上，雖然業內存在“寬鬆”向“穩健”轉向的共識，但分歧依然廣泛存在。分歧主要來源於在“調結構”、“保增長”、“控通脹”這幾大目標之間如何權衡。如果將“控通脹”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任務，而將“調結構”、“保增長”納入次要目標，那麼就意味著貨幣政策將全面轉向。如果將“調結構”作為2011年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那麼我們就必須要忍受由於結構調整所帶來的價格釋放和增長放緩，貨幣政策就必須為全面啟動“十二五規劃”而進行謀劃。如果考慮外部經濟的逆轉以及本國經濟可能的回落，那麼增長問題可能放在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結構調整的力度和貨幣回收的規模將大打折扣。
因此，貨幣政策雖然必然在回歸常態化中出現轉向，但貨幣政策的總體定位卻依然存在巨大的彈性空間。這種彈性空間依賴於我們對於以下問題的回答：1）2011年總體宏觀經濟形勢是否依然保持在相對平衡的路徑上運行，經濟回落是否會超越政府的容忍範圍？2）通脹是否會持續，進一步衝擊政府和民眾的容忍度；3）“調結構”是否是2011年的首要目標，政府將按照何種方式全面展開“十二五規劃”？
即使明確了2011年貨幣政策“中性定位、穩健操作”的總體取向，但對於中性定位的內涵卻存在很大的差別，由此得出的信貸規模、貨幣供應總量、利率以及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幅度也存在巨大差異。要明確一種中性定位的貨幣政策的內涵必須要明確幾個參數：1）政府的通脹目標與通脹預期水平；2）潛在增長速度和未來的增長速度；3）貨幣流通速度的變異情況；4）貨幣存量的結構變化對經濟的衝擊程度。
而對於這些參數的測算涉及到以下幾個大問題的爭論：第一，中國貨幣當局的通脹目標是否應當提高？中國目前的宏觀經濟運行和社會結構是否大大降低了對通脹的容忍度？第二，2011年宏觀經濟運行的產出缺口將發生如何的變化，合意的經濟增長速度可能在什麼區間？第三，通脹預期的變化以及中國金融結構的調整是否會導致貨幣流通速度的進一步變異？第四，資本市場的貨幣存量是否會在資本市場的變化下產生強烈的外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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