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1976年與世長辭時，給我最深刻印象的大概就是“十裡長街送總理”。此外，也模模糊糊地記得，從類似《參考消息》等並不公開發行的報紙上，讀過西方人對周恩來的評論報道。一晃三十幾年過去了。當時的記憶，儘管有些支離破碎，但卻已經成為定格在腦海裡的歷史。晚上花點休息時間，翻閱一下西方主要紙質媒體，如《紐約時報》、《時代周刊》等，看看西方記者們當年到底說了些什麼。這一翻不要緊，卻讀到了很多記者當時寫下的對周恩來原汁原味的報道，十分有趣。
首先我讀到的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對周恩來的評價。他這樣說道，周恩來是“the greatest statesman of our era”，即“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家”。最喜歡遣詞造句的基辛格使用“statesman”一詞，不禁讓我想到大學時有個十分了得的英語教授在課堂上說的話，他說，不能使用“politician”，而必須用“statesman”，因為前者有“政客”之意，即包含某種貶義在裡面。
接著，有評論說，周恩來是20世紀裡少有的幾位深刻影響世界政治格局的人之一。能獲得這樣的評語，的確不易。此外，還有人說，周恩來是毛澤東手下最主要的外交政策的設計者，或者套用一句上世紀80年代比較時髦的話說，是中國外交政策的總設計師。
西方記者也有一些毫不掩飾對周恩來比較貶義的評論。而這些評論，在當時的國內媒體中就很難讀到了。就有記者認為，他很老於世故，工於心計，而且十分有隱蔽性和韌性。其實，他們西方記者是對中國的歷史不了解才會說出這樣低水平的評價。
有媒體認為周恩來既有歐洲著名政治家處理事情的敏捷與嫻熟，又會做出一些比較富於戲劇色彩的肢體語言出來。西方記者們在寫評論周恩來逝世的文章時，總會自覺不自覺地將其與毛澤東進行比對。多數記者認為毛澤東不僅是個詩人、知識分子，更是一個戰士，而且是個農民出身的戰士，所以，不可避免地有些粗俗，甚至有些狹隘。反過來，他們認為周恩來則溫文爾雅，甚至可以從周恩來的身上看到舊中國的文人特質。至於西方人為什麼喜歡周恩來，認為他溫文爾雅，從有些文章中可以看得出來，他們自認為是因為周恩來曾留學西方，也就是在變相地讚美與認可自己的文化優勢。
但也有西方人認為，其實，周恩來是一個典型的東方人，他身上有著西方人少見的非同尋常的耐力，此外，其“狡猾”程度遠非西方人所能理解得了。是的，他們就是這樣認為周恩來的，他們使用了“Oriental patience and guile”。
今天，讀到一篇李澤厚先生對西方人認識中國過程的報道。他說，西方人要全面了解中國的話，至少還需要100年。這話不假。事實上，當周恩來逝世後，就有很有眼光的西方人這樣回憶道，正是周恩來在很多場合下，教西方人如何了解中國，如何理解中國政治領域裡的精妙之處。而這種精妙之處，正是來自具有5000多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古國。對於美國那個只有200多年歷史的國家裡的記者來說，周恩來的確“狡猾到了極點”。
當然，西方人對周恩來的看法，基本上是高度肯定遠多於非議。埃德加－斯諾對周恩來就有過一個評價，這個評價，應該說代表了多數西方人對周恩來的看法，那就是，周恩來不是一個“詩人”，而是一個“建造者”：“a builder， not a poet。”說得真好。而且，甚至有文章這樣大膽地說，儘管當時很多人都認為中國是生活在“毛澤東時代”，不過，也應該很公允地說，中國也生活在“周恩來時代”。看來，西方人的很多觀點，倒是與我們的多數歷史學者有些不同。那時很多西方人就已經看到了這一點，而我們有很多歷史學者，似乎到今天還沒有想過或者還沒有看清楚這個問題？（來源：羊城晚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