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日報》社評同時存在著以下四個盲點。（一）兩岸政治對持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國共內戰遺留下的歷史問題。雖然台灣在1991年5月1日就終止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可以說是台灣單方面宣告兩岸不再是對戰狀態。但按國際慣例，只要交戰的雙方尚未簽署和平協議或和平條約，那麼，雙方依然處在軍事對持的敵對狀態。馬政府上台後，兩岸關係走上了和平發展的軌道，但台灣還繼續向美軍購，這就是最好的證明。如果兩岸“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內戰造成“一個國家中兩個政治實體，各自在統治區域行使治轄權”的兩岸政治關係定位，都是兩岸必須正視的。（二）台灣民眾不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這是因法理和政治兩方面的約制。法理的約制來自《中華民國憲法》和《增修條文》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註8)（三）兩岸學術界積極探討“促進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的政治議題也是馬英九的競選政見之一。（四）把“主權”和“治權”混為一談。儘管台灣學界早就有了不少有關“主權”和“治權”的正確論述。然而，不少藍色政治人物在台獨勢力劫持下，患上了斯德哥爾摩候群症，往往把“主權”和“治權”混為一談。
“眼界決定境界、思路決定出路、定位決定地位、理念決定道路、態度決定成效、細節決定成敗”——這是中國公共關係協會常務副會長，上海交大教授，余明陽教授在2006年6月25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公共關係協會電子商務研討會上講過的一句話。 (註9)
如果兩岸能把余明陽教授這句話用在探索打開兩岸政治談判大門的“金鑰匙”，那就是對極了。
“1949年，毛澤東在籌建新政權時，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在討論新政權的國號時，毛澤東主席本無意改變中華民國國號，因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本是對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繼承和發展，承認共產黨是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的繼承人，而不是建立一個新國家，是對中華民國的繼承，包括對中華民國在國際權力與義務的繼承。可惜，當年參加政治協商的民主人士建議以新國號為好，致使毛澤東構想無法實現。倘若當時沒改國號，今天也就不存在該不該承認“中華民國”之爭，也許兩岸只有正統與非正統之爭了。”這是章念馳在《中國必將走向最終統一－－評曹興誠的《兩岸和平共處法》說的一段話。 (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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