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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成果還需雙方倍加呵護 |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思想基礎－－“兩岸共同意識形態”的建構
兩岸除了共同的相互依賴的經貿交往等物質基礎之外，還要有觀念性的共同認知體系。本文嘗試提出“兩岸共同意識形態”這一概念作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思想基礎。
總體而言，意識形態指由各種觀念構成的意識體系，它依附於一定的社會文化制度，是一個共同體內形成共識的基礎。本文提出兩岸“共同意識形態”這一概念，指的是一種兩岸共同的思維與認知體系，其作為兩岸建立合理交往行為的動態化基礎，也是兩岸最終達成徹底和解的前提。這一意識形態形成於兩岸交往的過程中。(注5)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建立於兩岸共同利益之上的兩岸共同利益觀念；對兩岸和平發展的共同理解；共同的主體交往與行為規範；共同認知的社會公正與政治民主價值；對中國近代史的共同歷史論述；對中華文化精神內涵的共同理解；兩岸兩會之間簽署的一系列協議和達成的共識等等。而且這一概念的內涵是動態的、不斷發展的，隨著兩岸關係的深化發展，內容會不斷地豐富。
著名哲學家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在《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提出了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並做了自己的理論嘗試。他的重建很重要一點就是建立以主體間性為基礎的“主體－－主體”的範式來取代“主體－－客體”的範式。“交往行動理論構成了哈貝馬斯幾乎全部理論活動的基本內核，而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的核心問題就是主體間性問題。哈貝馬斯的主體間性體現在交往行動觀、交往進化觀、交往規範觀、交往理性等一系列富有個性特徵的理論中。”(注6)所謂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它是“現代西方哲學範疇。指這樣一些事物，它們不獨立於個體主體或人類意識存在，又具有對每一主體都通用的超個人性，或達於一致的途徑。這種共通性或一致性，依其上下文關係被譯為‘主體間性’”(注7)
因此，立足於“主體間性”的主體間交往行為是哈貝馬斯意義上最重要的社會行為，他提出了社會進化的動力機制主要在於交往，而主體的交往在於學習。“行為主體在與外部世界的交往和主體間的交往中，把外部結構轉變為內在結構，屬於思想、觀點、道德、能力的學習過程。道德發展、自我同一性和社會（集體）同一性是一致的”，“主體的學習不僅包括認知與技術的學習過程，也包括道德和實踐學習過程，後一維度的學習過程導致交往資質的獲得和自我同一性的建立，這是社會進化的根本動力。”(注8)
台海兩岸是整個中國社會進化的參與者，更是“兩岸生活世界”的構建者、影響者。所以兩岸作為交往主體，其關係的發展也會遵循以上的交往行為邏輯，因此本文以主體的學習機製作為兩岸共同意識形態產生的基礎與可能原理。具體學習過程見圖一。
第一階段：兩岸相互獨立甚至對立，在此階段，兩岸處於兩個相互獨立的世界，沒有共同的生活基礎，在各自的世界按各自的理想、目標工作，缺乏與其他世界的溝通交流。主體在自我的世界保持“自然的同一性”。
第二階段：兩岸發生交往關係，但意識形態仍然對立。此時，隨著兩岸關係的發展，兩岸已有了交往行為得以開展的“共同生活世界”(注9)。兩岸在達成一定共識的基礎上實施交往行為，在交往中互相影響，彼此滲透，能夠形成交互動機系統，利用生活世界所提供的規範來審視所採取的行為，不斷修正，但此時的規範還是“角色規範系統”，囿於角色及自身定位的限制，難免會有衝突與矛盾，交往主體處於“角色的同一性”的層次。
第三階段：經過相當時間的交往，主體的學習機制推動彼此的融合與共同意識形態的建立，並且這個意識形態的內容在不斷地豐富。自我在對立的他我中重新建立，自我與他我達及新的統一，主體獲得新的更高層次的“自我的同一性”。(注10)“自我同一性”的獲得使交往主體間的交互性行為建立在對普遍規範的有效性的反思和商談的基礎上，從而推動了個體主體性的的發展，並構成社會進化的主要動力。但學習活動並未就此停止，兩岸會開始新一輪的學習過程，從而使共同意識形態的內容隨兩岸關係的發展不斷地豐富。
（圖一：兩岸共同意識形態的構建過程）
也可用哲學家黑格爾的思辨理性即“正題－－反題－－合題”三個環節來理解這一學習機制。在正題階段，共民兩岸自在存在，互不相擾，兩岸沒有發生什麼關係。處於“自在”的狀態；到反題階段，兩岸有了更多的接觸，分歧出現，彼此走向對立面，意識形態嚴重衝突，自覺到雙方的差異性存在，並依自己的理性做事。雙方處於“自為”的狀態；由於兩岸在一個共同體面，誰也脫離不了誰，意識到自我與他我的依存關係。所以當關係惡化到一定程度，雙方開始思考如何理性、務實相處，達及雙方關係的和諧。這時雙方開始逐漸走上合題階段，在平等互尊的前提下，逐漸地學習，逐漸地磨合，最後達及“自在自為”和諧的狀態。
自2008年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會談以來，兩岸關係進入發展的快車道。兩岸依託兩會這一重要的交往平台，相互學習，相互理解，初步進入了共同意識形態的建構期。兩岸目前已擁有相當量的共同意識形態。如兩岸兩會簽署的一系列協議，達成的一系列共識，為兩岸的交往確立外在規範，提供了機制保障。這些都已成為兩岸共有的理解與認知。
兩岸共同意識形態的另一典型建構就是對歷史的共同理解。現階段，兩岸關於抗戰中“國共”兩黨合作對外團結禦辱的精神已有共同認知，大陸方面關於國民黨抗戰的歷史論述也更具客觀性，對已有的史觀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調整，從而形成了兩岸共有的關於抗日戰爭的歷史論述。胡錦濤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就明確表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注11)。從官方到民間大陸對國民黨的抗戰給予事實求是的肯定。這種共有的觀念性存在已成為兩岸共同的意識形態，而且隨著兩岸交流的不斷深入，合作的不斷擴展，這種共同的意識形態的內容會不斷地豐富。它的產生正是依託於主體交互學習機制。雙方在正式交往之前，彼此獨立地有一套歷史論述體系，甚至可能是對抗性的。長時間，大陸方面稱國民黨為“蔣匪”，台灣稱中共為“共匪”。而在開展交往以後，交往雙方進入學習機制的交互過程中，交往主體通過理性辯論，善意溝通，相互體認，從而習得對方有益的知識體系，在差異中尋求新的共同點，在原有知識的基礎上擴溢出新的共有的知識。
兩岸共同意識形態的建構，伴隨著兩岸關係發展的始終。在兩岸達成主體間共識以後，交往行為開始穩步地開展，同時也開始了兩個交往主體的相互學習與磨合過程，這一學習機制導致共同意識形態的建構。共同意識形態的不斷擴展會逐漸引導兩岸關係朝健康、良性的軌道發展。兩岸之間的“同”會逐漸地擴大，“異”依然存在，但比重會逐漸地縮小，最終隨著兩岸互信的增強會得到妥善地處理。兩岸之間的共同意識形態內容越豐富，含量越大，兩岸關係的基礎就越穩固，兩岸關係發展的前景就越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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