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記者：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為此做了大量工作。貴會為什麼如此重視辛亥百年的紀念？辛亥革命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有什麼關係？
辛旗：五年以前，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就開始策劃辛亥革命百年的紀念活動。當時我還任秘書長，那時我就提出，要拍攝一部大型文獻紀錄片《百年辛亥》。非常榮幸，我們找到了很好的夥伴，與中央新聞電影紀錄片制片廠共同拍攝這部片子，片子基本已經拍出來了，還在進行深度編輯。
說到辛亥革命，應該說是中國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艱難地步入近代化和現代化時開天辟地的一件大事。但是這個進程我們是被迫進入的。西方列強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通過原始資本積累、海洋貿易以及武力打開中國的大門。中國清朝當時是沒有辦法，必須要捲入國際大變局當中。應對這個變局，我們的先輩，無論他持什麼政治意識形態、什麼觀點，無論學術界如何給他們定性，是封建官僚改良派還是激進的革命黨人或民族資產階級，他們都在尋找一條使中華民族能夠解脫苦難的道路。
林則徐和魏源等在鴉片戰爭前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開明官吏以及1860年代洋務運動的先驅，都意識到中國在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最早講這句話的是曾國藩，他在江南大營與第一個留學美國耶魯大學回國的學生容閎講到這個問題，李鴻章也講過這個問題。為了應對這個變局，清朝開始了洋務運動，也叫同治中興。這個時期世界各國都在變法或經歷重大社會變革，比如說美國圍繞廢除黑人奴隸制發生了南北戰爭，北方統一諸聯邦，形成一個新的國家體制，成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德國要統一，普魯士要將德國從長期被英法壓制的狀態中解脫出來；意大利也在統一，在進行社會的革命；日本當時也在醞釀“明治維新”。清政府趕上了這一波變革。
在變局當中，世界各種族、各文明體系都在列強武力開關和海洋貿易中，面臨著優勢和劣勢。在西方的優勝劣汰、自然選擇、達爾文進化論的指導下，產生了很多“主義”，國家主義也好、君主立憲也好、資本主義革命也好、第三等級也好，全都擺上來了。這還包括初期的人權觀念，美國的現代國家模式。這時，中國清政府選擇了“洋務運動”，用器物文明來帶動社會的改良。但是經歷過30多年，到1894年，進行了26年“明治維新”的日本和進行了30年“洋務運動”的晚清政府打了一仗，結果清朝甲午戰敗、乙未割台。割讓台灣就是近代列強侵略中國，殖民統治和領土瓜分的集中體現。英、法、俄三國干涉還遼，遼東半島還是我們花錢贖回來，當時情況中國就像輸了一次世界杯預選賽一樣，沒晉級入圍。什麼叫列強，在那個年代，列強就是高度的國家主義，無論是君主立憲，還是總統制、內閣制，還是普選，必須是“國家至上”。所以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日本成為亞洲的列強，為什麼呢，列強的標誌就是擁有海外殖民地。台灣是日本第一個海外殖民地，所以他經營台灣很認真，派出一流的人才，因為占據台灣是日本成為列強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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