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稱，中國大多數學者認為，社會轉型是這些道德淪喪現象的根源。這個看法是切合實際的。中國計劃體制在打破，過去我們習慣於用道德、精神調節一切，而現在法律的調節功能正在凸顯。每個人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成為個人命運的責任人，人與人的競爭被最大限度地釋放，個人主義獲得從生活方式選擇到物權保護等越來越多的支撐。當前無疑是中國歷史上個人權利最有地位，它的正當性被談論最多的時代。這些都是是中國道德脈絡很不熟悉的新情況。
新事物最初呈現出來的，往往是破壞性的雜亂信號。不僅個人，整個中國社會都不清楚，該怎樣把個人主義與中國傳統道德中的集體主義進行融合，我們也不清楚，對個人權利逐漸與世界標準拉齊的保護，將最終給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以及給我們的生存方式帶來什麼樣的塑造。
道德面貌的穩定需要社會精神狀態的穩定，道德面貌“好”的感受，需要它們彼此的契合。而中國近幾十年的精神狀態是“動蕩的”，我們的破除和反思很多，探索和糾結同樣多。我們見識得越多，越走向世界的中心，越失去了從容不迫的機會，我們的每一個選擇都是急匆匆的，面對諸多壓力的。我們的感受也都缺乏整理，我們常常被一個個簡單的判斷和口號左右。
文章最後表示，一個爭論了30年的問題仍沒有結果，說明這個問題的設置不那麼準確，但它又對我們的精神世界的確充滿吸引力，並且相當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