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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途純羈押期間,文迪波和高科奶業實際上已成為太子奶破產重組的“惟一操盤者”。 |
連日來,針對湖南株洲太子奶集團及其創始人李途純的議論再次充斥輿論,此番熱議首先源於李途純的律師翟玉華對外宣稱:在案件調查中,多人曾經遭受株洲市公安局專案組的迫害,並導致了“二人致死,三人致殘,一人致流產”的悲慘狀況;而數日後,株洲市公安局則出面否認了太子奶案存在逼供行為,並對一些指責作出了簡要的回應。
對於雙方的各執一詞,我們很難判斷究竟孰是孰非。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作為羈押李途純等人的當事機構,在羈押李途純的一年多時間裡,對於是否有過在審訊時的程序不當問題,有必要給出更為及時、詳細的回應,否則,輿論的懷疑便不會消止。
而回溯太子奶集團的前世今生,一個分外鮮明的特點便是這家企業及其創始人李途純與當地政府之間彼此交纏、難以理清的關係。從此前媒體的報道來看,李途純之所以被株洲市方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實施逮捕,是因為受到了不少太子奶集團債權人索債以及員工失業風險等方面的壓力。然而,在太子奶集團最為輝煌的時刻,在李途純瘋狂擴張、過度融資的背後,也不乏當地政府的鼎力支持。
依據公開資料,僅2007年,太子奶就從招商銀行長沙分行、中國銀行株洲、黃岡分行這3家銀行分別獲批貸款3億元、2億元和1.3億元。假設沒有當地政府的支持,這麼多的貸款是不可能輕而易舉得到的。同樣在2007年,李途純在資本魔方的刺激下,選擇引進英聯、摩根士丹利、高盛等風險投資7300萬,並簽訂一份“對賭”協議(如太子奶方面不能完成指定業績,李途純將失去控股權)。最終輸掉這場賭博的李途純在與外資的較量中,也試圖以地方政府為靠山,甚至不乏以掀起民族主義的情緒來抵制股權的流失。
在李途純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企業家走向悲壯的必然:他們身上所具備的更多的是賭博心理,而非一種規則意識,這促使他們可以獲得爆發式的成功,卻也埋下了突然死亡的隱患;反觀他們所身處的環境,更因為公權力缺乏明確的邊界,市場與法律的機制也遠未完善,留給他們的常常是比拼關係、野蠻生長的叢林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