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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授意吳敦義提出“求同存異，兩岸和平，講信修睦，民生優先”的“十六字訣”。 |
中評社香港4月3日電／吳敦義昨日很忙，一連會見了多位出席“博鰲論壇”的現任或卸任國家元首、政府首腦，並接受台灣媒體訪問。儘管吳敦義現時仍是“平民”身份，但由於他即將就任“副總統”，也由於他曾任“行政院長”，趁此“空檔”時間進行“民間外交”活動，將有助於他就職後協助馬英九處理兩岸關係及對外關係的事務，尤其是在兩岸政治對話中爭取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因而將會是馬英九的一枚活棋。如果幹得出色有表現，說不好四年後就是國民黨推出的“總統”候選人。
新華澳報今天刊登富權的文章說，吳敦義與李克強會面在台灣地區引起的回響，沒有吳伯雄與胡錦濤會面時那麼強烈。究其原因，除了是兩個會面的規格不同之外，最關鍵的，是吳伯雄提出的“一國兩區”論，不但遭到大陸方面的冷處理，而且在台灣地區也引發激烈爭論，授權吳伯雄向胡錦濤放出試探氣球的馬英九似乎是“試溫”失利。因此，此次吳敦義會晤李克強，馬英九並未授權他繼續加碼“一國兩區”，因而吳敦義並未如台灣媒體事前預測的那樣再提“一國兩區”，卻是提出了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台灣民眾對國際活動空間需求有很強烈的願望，例如國際航空組織、氣候變遷公約、NGO活動等等 都希望大陸能夠重視。”吳敦義還強調，“希望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能為台灣海峽創造和平、為兩岸人民謀幸福，為炎黃子孫開盛世。”儘管同樣也遭到大陸官方媒體的冷處理，但畢竟李克強有作出正面的回應：“大陸方面認為不論是公共衛生還是氣侯變遷，兩岸要共同面對；至於涉及到國際領域的問題，雙方平等協商應該可以找到辦法，只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繼續下去，相信中華民族會有智慧來處理這問題。”
相信，馬吳體制之所以敢於那麼直接地向大陸方面提出“國際活動空間”的訴求，是受到了國台辦發言人楊毅獲高層授權所說的“在一個中國前提下，甚麼議題都可以討論”的鼓舞。也正因為如此，吳敦義昨日在與台灣媒體會晤時，就提出了進行兩岸政治對話的“三條件”說：一是兩岸彼此需累積足夠的誠意與善意；二是台灣內部一定要形成更強、更一致、更高的共識，如果這部分無法達到，那兩岸對談時，一定不會順暢；三是以上兩個要件接近成熟時，仍要得到民意的支持。吳敦義還進一步解釋說，前面兩個條件是要分析客觀的情勢與基本的氛圍，還有整個情境的需要，最後是一定建立於民主的社會。
由此，我們就可初步梳理出一條脈絡紅線來：基於馬英九已經“沒有連任壓力，卻有歷史評價壓力”；也基於馬英九必須兌現在競選過程中曾作出的當選連任後將進行兩岸政治對話，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諾言；亦基於從“五‧二零”到二零一四年“七合一”選舉前，台灣地區沒有公職選舉活動，與對岸的協商談判有所突破將不會引致較大的麻煩；更基於已經預測到大陸方面必然會施加進行政治對話的壓力；因此，馬英九希望在這兩年間，與對岸進行試探式的政治對話。
但與大陸地區的體制不同，台灣地區的區情是呈現多黨競爭輪換態勢，且意見多元紛陳，甚至尖銳對立，故而馬英九去年十月提出“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政見時，也附帶了“人民同意、國家需要與國會監督”的“三條件說”，後來還增加了必須經過“公投”。而吳敦義昨日提出的“三條件”，正是馬英九心中的真實想法。這對台灣地區的複雜多元政治生態來說，是最保險的說法。
這條脈絡顯示，馬英九是借助吳伯雄提出“一國兩區”以作試探，力圖處於進可攻退可守的位置。進，就是要與大陸爭奪“正朔”地位，不願“屈從”於歷史比“中華民國”短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至少也應是“政府對政府”，不能再假借於海峽兩會的“白手套”。退，就是倘若大陸方面不接受（其實也早己預見到大陸根本不可能會接受），即退回原點，可以從容應對來個右的統派和來自“左”的“獨派”的夾攻，尤其是民進黨“賣台”的責難。
應當說，馬英九對民進黨的攻擊，是並不在乎的。因為“一國兩區”堅守了“憲法”增修條文”和《兩岸關係條例》的底線。而這兩個法律文件，並非是由國民黨獨家包攬，而是有包括民進黨藉“國代”、“立委”在內參與制訂，可說是全民共識。正因為如此，就連民進黨中也有人肯定“一國兩區”論，馬英九在意而且需要弄清楚的，是北京的反應。
從公開的報道看，北京對“一國兩區”論也頗感棘手。一方面，它堅持了一個中國的底線，而且還是自馬英九四年前走馬上任以來，首次如此清晰地表達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同。儘管那是“中華民國”，但以“九二共識”精神來衡量，還是可以接受的，但問題是不能明顯強調其“中華民國”的內涵，而應當在堅持一中底線的同時，暫時不提一中的內涵。而馬英九此舉，卻是對“九二共識”的異化處理，亦即不但是堅持本來就是對岸已有嘖言的“一中各表”，而且更是加大了“各表”的分量，因而就“一中”就變成了“中華民國”。而這卻是大陸方面所不能接受的。
但另一方面，卻又不能打擊馬政府堅持“一中”的積極性，以避免形成“為叢驅雀”、“為淵驅魚”的反效果。因此，楊毅的公開表態，當然是肯定了馬英九堅持“一中”的部份，但卻小心翼翼地避過了馬英九對“一國”的定義內涵。可以說，馬英九是實施了一次成功的“火力偵察”，摸清了北京的底線。他不像其前任李登輝、陳水扁那樣，對岸越是反對就越是要對著幹，非要把對岸刺激得無法忍耐，而採取一些超乎常態的反制措施，如導彈演習等不可；而是退一步進兩步，既注意避免踩踏對岸的紅線，但又要求有所突破。在看到楊毅代表高層作出“在一個中國前提下，什麼議題都可以討論”的承諾，今次就授意吳敦義避提“一國兩區”，但卻提出國際活動空間。因為即使是按照北京的標準，這不是不可討論之事，除了是楊毅的“甚麼都可以討論”之外，更應為“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有此規劃，即使是《反分裂國家法》也有此規劃。
因此，就有了吳敦義在“李吳會”中提出的國際活動空間訴求來。由此揣測，馬政府對進行兩岸政治對話的第一步，並非是尋求簽署兩岸和平協議，而是要求國際活動空間。因為前者在台灣內部仍有不少雜音，這也正是吳敦義開出三個件中原因——他說的是兩岸政治對話，實質是兩岸和平協議，而這也正是防止兩岸關係走得太快的“剎車皮”；後者，相信在台灣內部雜音不多，連民進黨也將會樂見其成，因而較易成功。
這也正是馬英九授意吳敦義提出“求同存異，兩岸和平，講信修睦，民生優先”的“十六字訣”的原因。表面上看，“求同存異”回應了胡錦濤四年前的“建立互信，求同存異，擱置爭議，共創雙贏”，但“講信修睦”卻大有講究，是要先聲奪人，以“代替決定”的手法，強求北京落實楊毅的“甚麼都可以討論”，及李克強的“雙方平等協商應該可以找到辦法”、“相信中華民族會有智慧來處理這問題。”
這就使馬吳體制“路線圖”的如意算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