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是極度親美的代表
文章說，台灣有論者以辯證的眼光提出新詮，認為這也許是台灣政治文化得以擺脫民族主義激情動員的開始，應該算好事。不過，這只能說是他們的邏輯推論，因為在台灣的政治文化中，個體對群體歸屬的需要繼續存在，包括個體感受對群體認同的願望，以及個體感受群體對自己的接受，台獨就是一個具體而微的表現，故仍然與近代中國以降追求群體地位的政治文化銜接，亦即台灣的政治人物對保釣事件的藉機表態，靠的還是同樣的一種群的政治文化。
一旦追求群體地位的政治文化得不到滿足，亦即台灣在無明確的“國家”可以被愛、可能被愛的情況下，久而久之，愛國的需要受壓抑，便會形成對身邊“國家”意識不明或“國家”意識迥異的其他人，產生疏離、排斥、怨恨的情感。台灣社會不定期出現對於主張愛中國的少數人進行圍剿、霸淩，反映了民族主義缺乏明確母體界線所醞釀的焦慮。台獨要抵抗的強權是中國，他們以身邊認同中國的人為代罪羔羊，並沒有如論者所以為，只要化解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就化解了內部的衝突。
近代中國以降的愛國主義傳統，無非就是抵抗強權，升華之後可以進一步開展成是濟弱扶傾的宏大願望。過去的強權指的就是列強，包括日本，愛國主義者用生命去抵抗。冷戰之後，左右分裂，美國是其焦點，回歸認同的左派當然把美國當成是欺壓中國的強權，但是愛盟則把美國當成是支持反共的盟邦。依賴美國成為習性後，助紂為虐便取代了濟弱扶傾。
文章說，諷刺的是，華府與北京關係正常化之始，就是愛盟之始，所以愛盟的愛國主義中早就蘊藏了敗亡的因子。這是由於，一旦親美壓過了愛國，又逢美國以中國牽制蘇聯，以台灣牽制中國的戰略付諸實踐後，台灣的愛國主義就必須面臨在中國與美國之間選邊的困境。這個困境與日本右派必須在反中與反西方之間選擇的道理相通，台灣朝野則與日本右派一樣，都選擇了親美。
馬英九是極度親美的代表，這點就是他從愛盟的愛中國出發，到最後竟然可以與也是極度親美的台獨周旋的重要關鍵。比賽親美，是馬英九與台獨之間的重要戰場。美國不希望兩岸衝突，也不希望兩岸統一，則馬英九的不統不獨政策就勝過台獨。釣魚台事件對馬英九的挑戰是，如何表現出獨立主權，不與北京合作，又避免直接刺激北京三者，做到同時在台灣反中、在兩岸不獨與在國際親美？
從這樣的角度理解，就可以體會何以馬英九要先提出東海和平倡議，影射兩岸互不隸屬、絕非一國的立場，再因為台獨挑戰與大陸各界誤讀，只好更強烈的建議國際仲裁，明示“中華民國”主權獨立於大陸之外。這些雖然都是自說自話，但馬英九所求的也就是不要落人話柄，自說自話已經充分，有人贊許固然好，沒有人贊許也無所謂。唯一怕的，就是大陸還是有人搞不清楚贊許他，而壞了他的大計。
文章說，比賽親美，是馬英九與台獨之間的重要戰場。美國不希望兩岸衝突，也不希望兩岸統一，則馬英九的不統不獨政策就勝過台獨。釣魚台事件對馬英九的挑戰是，如何表現出獨立主權，不與北京合作，又避免直接刺激北京三者，做到同時在台灣反中、在兩岸不獨與在國際親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