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年的會談中，辜振甫董事長表示，“希望在這次會談中能建立高層會談、事務協商、緊急聯繫等各種不同層次與功能之聯繫協商制度”。“汪辜會談”最終簽署了四項協議，其中包括《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該協議的簽署為此後兩岸兩會的制度性聯繫與協商奠定了基礎，對兩會不同層級的會談、事務協商、專業小組、緊急聯繫等均作出了應有的制度性安排。
“汪辜會談”建立的兩岸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經受住了兩岸關係歷史的重重考驗。在首次“汪辜會談”後，90年代中期，李登輝鼓吹“中華民國在台灣”，導致兩岸兩會的聯繫與會談中斷。而在1998年，隨著兩岸關係的回溫，兩會的聯繫與會談回到了正常軌道，實現了第二次“汪辜會談”。在1999年以後，李登輝拋出“兩國論”以及陳水扁拋出“一邊一國”的“台獨”路線，致使兩岸兩會的聯繫與會談中斷長達九年之久。2008年5月馬英九主政台灣後，重新認同“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實現歷史性轉折。兩岸兩會恢復制度化協商，並簽署18項協議，台海地區實現了和平穩定，兩岸人民從中大為受益。從歷史來看，1993年“汪辜會談”確立的兩岸商談機制，雖然屢受波折，但最終能夠重新恢復並造福兩岸人民。“汪辜會談”開創的制度化協商機制，經受住了兩岸關係的種種嚴酷考驗，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也為目前和今後兩岸進一步增進認同互信，互惠互利奠定了堅實基礎，提供了寶貴經驗，值得兩岸共同繼承和發展。
第四，“汪辜會談”充分體現中華民族大義和兩岸同胞的骨肉親情，理應成為兩岸共同振興中華的動力來源。
“汪辜會談”之所以能夠取得突破性進展和成果，正是兩岸雙方基於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原則，著眼兩岸廣大同胞的共同利益，著眼兩岸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做出的歷史性貢獻。如果不是出於這樣高瞻遠矚的政治眼光和廣闊胸襟，如果不是出於兩岸血濃於水的骨肉親情，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兩岸是不可能放下政治分歧，排除干擾，協商解決問題的。從這一點來講，兩岸能夠在二十年前放下歧見，平等協商，那麼在二十年後的今天乃至長遠的未來，兩岸雙方更應當秉承胸懷兩岸，振興中華的遠大理想，本著以人為本，為民謀利的理念，從長遠著眼，顧全大局，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斷增添新動力，為中華崛起與國家富強貢獻力量。
二十年風雨歷程，二十年柳暗花明。“汪辜會談”已然成為兩岸關係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不但開創了兩岸和解合作的新時代，同時也必將繼續指引著兩岸在和平發展的正確道路上不斷承前啟後，繼往開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