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往往沒有看到安全是一個“折中取捨”（trade－off），這如同購買保險，保險的項目越是要多保險費就會越高，事實上不存在絕對的保險，因此保險金也是無底洞，安全只能是相對的安全，很多人要的事實上是安心，而不是安全。更加糟糕的是安全本身是一個雙向的概念，單方面的安全是不存在的，追求絕對的安全的結果，很有可能導致絕對的不安全，並且引發安全猜忌和追求絕對安全競爭，過度地估計安全威脅，同過小地估計安全威脅同樣危險。
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將普通民眾的感性化的東西隨便調動起來，一旦群眾被發動起來，他們的思維慣性就會形成一定的生命力，並且不容一段時間內改變，且他們的慣性思維會在國內形成教條式的輿論壓力，讓決策者和外交執行者思考和行動的空間自由都大受限制，結果不符合決策者的利益。
政治領導者首先生活在國內的政治環境中，受到政治對手、學界智囊、輿論領袖和民眾的多方面的壓力，保持自身的政治安全很顯然是他們的首要目的，外交也會被放在這個框架下審視。去年8月24日，日本前首相野田專門就領土問題召開了記者會，目的就是為了緩和來自自民黨攻擊民主黨政府不能捍衛主權的批評，以及媒體對民主黨的“安保無能”的指責。在記者會上，野田專門強調了民主黨政府為了維護領土主權所作的具體努力，例如離島的保全管理，2011年5月和2011年11月專屬經濟區上的重要離島49個標上了名稱，尖閣群島四個小島也標上名稱，以及周邊海域警備體制強化，和強化對外宣傳日本的正當性。野田的最初目的可能主要為了緩和國內的壓力，但是在今天這樣的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時代，幾乎同一時間傳送到世界。
當中國民眾看到這樣的報道，理所當然地會得出日本敵視中國的結論，結果是日本民主黨為了緩解“內壓”，迅速外溢為中國理解來自日本的“外壓”增加，然後被內化為中國國內政治的“內壓”。
這樣的內部減壓的舉動不斷反覆，就讓產生了雙方的“內壓”再生產的惡性循環，中日雙方民族主義則進入了“相互哺育”成長的怪圈，雙邊關係僵局也就不可避免。
中日雙方領導人都清楚，中日關係如果走向崩潰結果只能是雙輸，無論戰後日本的復興還是1978年以來中國的發展，都是建立在地區和平基礎之上。但是，也要看到雙方領導人並不可能在政治“真空狀態”內作決策，而是每時每刻都受到國內政治制約。能否頂住國內過激壓力，準確分析形勢，不被過激或者過度分析所迷惑，是對雙方決策者的巨大考驗，因為這需要冒很大風險，特別是政治風險。
這些都取決於領導人在國內權力結構中的地位是否穩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日本首先需要早日結束年年換首相的“政治漂流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