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兩岸國際共存空間
文章說，在亞洲新形勢下，第一，要重新確認我們戰略、戰術層次的朋友和敵人之間的複雜而辯證關係：在國際社會中，價值和制度相同或相似的政治體制間，可以是戰略性朋友，反之可能是戰略性敵人，但是現實的利益與戰略上的朋友或是敵人不必然相關，甚至在特定的情況下，可能相反，主要的標準是不妨礙我們自己的利益，所以1992年日本天皇可以率領龐大的經貿團到北京慶賀建交20年，2013年日本也可密使單獨赴朝，協商日本被綁人質事件，不顧大局而單獨行動；反之韓、日在竹島上可以爭執不下；俄、日在北方四島可以針鋒相對，但都不妨害彼此之間在其他領域的合作。
面對未來的亞洲形勢，我們也必須理解，在維護我們的實質利益時，敵人和朋友在戰略上和戰術上不完全一致性，戰略上的朋友可以增加我們心理上的自信，但不一定符合現實的利益，所以在戰術上我們必須保持擇友辨敵的行動自由，才能有效維護我們的利益。換言之，我們的主體意識也必須調整為保護我們的制度、價值和領土、領海和主權，我們敵情意識是誰犯我誰是敵人，所有武裝力量的敵情觀念，教戰手冊也必須相應調整，才能有效因應未來變局，保護全民利益。
第二，在心態上逐步調整目前中美關係下的兩岸關係，向亞洲新格局下的兩岸關係移動。長期以來，我們對兩岸關係的思考，都局限在中美關係的框架之下，縱使有日本因素、東南亞因素，也是服從於中美關係的框架，在此框架之下，我們自己的利益就必須依附在兩大的某一方，從而我們的利益未必是我們真正的利益，而是依附他人利益之下的利益，加上我們單一“敵情觀”，這就是我們的主體性表現出來也是一種被自己扭曲的主體性，一方面是自願受虐，另一方面神經敏感而自大，結果我們反而深受兩面的操控，永遠地不正常。
文章說，其實環顧亞洲，我們反而可以正視自己，重新確認我們的身分，從經濟表現到政治制度、社會活力、文化創造力，我們根本不必自卑，當然也不會自傲；是以重新審視我們的價值，我們離不開亞洲的身分、認同也必須以亞洲出發，那麼在亞洲面臨重整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好好的思考如何體現自己的存在；為了生存在現行國際法的保護下，我們建構自己主體性的指導思想應該是不惹事也不怕事。
第三，充實“一中框架”下的兩岸國際共存，兩岸關係自2008年以來，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奠定了兩岸和平的契機。然而，我們也發現，在亞洲地區相關國家也都毫不猶豫地利用“九二共識”的間隙，繼續挑撥兩岸關係，製造兩岸新矛盾，以便從中得利，我們與日本的漁業協議，台方竟允在釣魚島經濟海域負責驅趕大陸漁船，到菲政府藉“一中原則”拒絕官方致歉、賠償，站在他們的立場，準確利用對手的內在矛盾，增加自己的利益，這是外交的本質。但我們也感受到“九二共識”並不能自動解決我們的國際存在。
文章說，為了因應亞洲的新局，兩岸必須在國際社會中盡早尋找出“一中框架”下共同存在方式， 這是鞏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極重要一步，兩岸之間一旦有了這樣穩定的安排，就可以不受其他國家在兩岸問題上的利用和訛詐，同時也減少我們在區域存在的成本和風險，所以兩岸的政治對話應以此為主要的訴求，尋找可行之策，以便我們透過在兩岸之間的對等，展現我們在亞洲的主體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