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棱鏡門”還涉及到了在大數據時代，政治倫理能否跟進的問題。
傳統的政治倫理，對於個人隱私與自由持保護立場。但是，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與公共安全的要求，對這一政治理念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不對稱性的恐怖事件越來越多，要求政府部門盡其所能加以防範，這意味著政府部門掌握個人隱私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公權力天然會擴張的傾向，又注定了這將導致個人隱私權被剝奪。“棱鏡門”在美國引發的爭議，清晰地表明了這種糾結：實現個人隱私權與國家安全防衛權的平衡，顯然不是一段時間、一部法律就能完成的事。
此外，由於斯諾登自5月下旬以來就藏身中國香港境內，中美關係也因此經受了考驗。香港特區政府依據相關法律，允許斯諾登通過正常途徑合法離境，既體現了特區的司法自主權，也客觀上降低了中美關係的不穩定性。但是，這並不表示可以就此了結。斯諾登的曝光，證明中國是“棱鏡”的主要受害國而不是此前被宣稱的“加害國”。
文章稱，在全球網絡規則多由美國制定、網絡服務多由美國提供的情況下，期待美國主動給“棱鏡”蓋上“頭巾”，顯然是不現實的。維護中國國家利益和個人隱私，需要通過創新，建立我們自己的網絡規則和運營基礎技術。這樣才能避免受制於人。在這一天到來之前，“棱鏡門”就遠不能說結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