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觀的轉變
我進行了角色的轉換一個普通人會有怎樣的感受、怎樣的行動？
南都：從《街頭文化》到《茶館》，回應的問題有怎樣的變化？
王笛：《街頭文化》除了我前面所提到的解決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關係，還包括一些更大的問題，像到底中國城市有沒有一個自治的共同體？馬克斯.韋伯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發展資本主義，是因為沒有發展像歐洲那樣的城市共同體(com m unity)。但羅威廉在研究漢口時挑戰了這個觀點，具體論證了漢口已經形成了城市共同體，產生了市民的集體認同。但批評他的人認為漢口是個特例，因為漢口在交通位置上比較特殊，是不具有代表性的商業中心。而我研究的成都則是個行政中心，成都既是四川的省會，也是成都府的府治，成都縣的縣治，集三級行政單位為一城。我發現，直到晚清，即清末新政之前，成都社會都是自治的，官員對城市生活的影響非常有限。當時成都這座城市裡有30多萬人口，但是加上成都縣的鄉村人口一共有七八十萬，成都還有一部分屬於華陽縣。兩個縣的縣衙門各只有兩三百人，根本沒辦法對社會進行全面控制。那誰來管理城市社會呢？就是地方精英、地方社會組織的參與。這個研究意義不僅僅在於以往沒有人對成都的公共空間和日常生活進行如此系統的研究，還在於成都的研究對我們理解中國的大眾文化、城市管理提供了新的認識，這也是西方學術界關心的問題。
在《茶館》中，我關心的是國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衝突。在整個20世紀的中國，都是國家文化不斷打擊地方文化。在成都，以茶館為代表的地方文化，在國家文化的打擊下頑強生存下來，顯示了地方文化的堅韌和深厚的土壤。
從20世紀初開始，特別是抗戰期間，大量外地人內遷，他們來到四川以後就開始批評坐茶館的生活方式，這引發了廣泛的辯論。有趣的是，當時為成都茶館辯護的人，也承認在社會發展以後，茶館自然會壽終正寢，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直到21世紀，哪怕咖啡館、酒吧、網吧、各種娛樂場所層出不窮，但茶館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數量大大增加了。
現在我們仍然面臨地方文化和國家文化的衝突，國家文化越來越強大，隨著大量城市拆遷和改建，城市向鄉村的劇烈擴展，地戲、方言、城市的特點等等在繼續消弭，整個國家無論從面貌還是從內涵，越來越千篇一律。為什麼大家讀到《茶館》會有這麼大的反響，就是因為看到我們的傳統就在眼前一天天消失，這是現代化過程中每個人都問題。我竭力從理論層面回答一個更抽象的問題：到底怎樣地方文化能夠幸存下來？國家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了地方文化？這些問題都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南都：在《茶館》的前言中，你提到你的研究焦點是不斷下沉的過程，從精英到底層。這是不是意味著你的歷史觀也有所改變？
王笛：我的歷史觀有很大的改變，在寫《跨出封閉的世界》的時候，是站在精英的角度，從《街頭文化》開始把自己置身於普通民眾的地位上。比如過去人們可以隨便使用城市的公共空間，擺攤謀生，隨著城市管理機器的現代化，警察逐步對這些公共空間進行控制。對精英來講，城市面貌更進步了，管理更規範了，但對普通人來講，他們的處境是不是更困難了？
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當我面對國家這個強大機器的時候，我要為自己的生存空間而反抗；但是站在城市管理者角度，如何解決交通阻塞、環境衛生等問題？我進行了一個角色的轉換如果我是一個普通人我會有怎樣的感受，怎樣的行動，這就是我的史學觀。
我對現代國家權力的擴張，一直是持嚴厲批判態度的，站在底層的角度來看社會的演變，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同情其處境和遭遇。現在我看中國的一些現實問題時，也更多的是批評國家而不是民眾，哪怕民眾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我認為也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於制度所造成的。他們沒有能解決好目前社會中的很多問題，解決下層人的生存問題，解決社會的公平問題。可以說這也表達了我的政治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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