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30日電／日本外務省次官齋木昭隆抵達北京，這是去年年底安倍政權建立以來，又一位訪華的日本高級官員。此前安倍外交智囊飯島勳、外務省亞大局局長杉山晉輔以及執政聯盟的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男紛紛來中國訪問，而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也多次到中國參加活動並受到中國高層的接見。
外界看到，在中日最高層交流中斷的現實之下，中日兩國通過持續不斷的民間交流和事務性磋商保持著接觸。這種接觸雖然有別於最高層交往，但在中日關係目前受到釣魚島問題和歷史問題等影響下，這其實體現了雙方的外交技巧和繼續維持關係的善意。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屢掀“訪華潮”就不難理解了。具體而言，以下五個方面是日本官員“訪華潮”的主要原因。
首先，日益強大的中國，是日本絕對不能忽視的鄰居和外交對象。目前，日本政壇右傾化趨勢明顯，和平憲法甚至有可能被右翼所突破。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日本與周邊國家的外交局面出現了普遍性的波折。無論是中國、韓國、朝鮮還是與日本維持同盟關係的美國，對日本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擔憂。其中最為明顯的表現是中日圍繞釣魚島問題進行的博弈。雖然日本在這一問題上堅決不讓步，但日本希望尋求能和中方就此問題舉行“直接磋商”，進而實現首腦會談的途徑。這是日本屢次遣使來華的宏觀性背景。
其次，不能因為釣魚島問題而讓中日關係整體受損。這是日本上至政府、執政聯盟，下到民間人士的普遍心態：中國是日本不能選擇的鄰居，日本必須要和中國高層保持往來，以維持相對順暢的國家關係，避免出現重大動蕩。在日本目前的外交政策難以出現戰略性調整的情況下，日本希望暫時能夠以局部的溝通代替戰略性的高層對話，以具體事務性交流代替相對務虛的戰略層面交流。保持兩國的溝通渠道是日本派員屢次來華的技術性成因。
第三，在諸如朝核、經濟合作以及地區安全等問題上，日本需要中國的支持。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在朝核問題上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中日間在這一問題上存在合作的可能以及相似的利益。日本派員來華除了討論雙邊關係之外，在此類問題上也會交流意見。
第四，美國推動日本和中國之間通過合作交流對話解決問題，這對日本的政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美日同盟的主導是美國，對日本負有軍事安全保障的責任。儘管中國是美國“亞太再平衡”策略的主要針對國，但美國也並不希望中日間因為島嶼爭端擦槍走火，最終引起美國被迫軍事介入。無論白宮公開還是私下向中國傳達的信息，都是美國希望中日對話解決問題。日本對中國積極的“遣使潮”中也含有“美國因素”。
最後，中方也希望切實了解日本政府內部究竟怎麼看待中日關係，需要了解日本最近的政經動態，因而對日本頻繁溝通遣使持一種相對開放的態度。這是日本官員多次來華成行的根本原因。這一次齋木昭隆前來，其任務之一應當包含對安倍政府外交方針對中國進行解釋的任務，同時他也可能尋求了解中國軍事力量在釣魚島問題和軍演等問題方面頻繁出手的原因。中日之間將在這一問題上繼續“交鋒”。不過類似的“交鋒”實際上也將起到“通報”的作用，有助於防止雙方外交政策走向徹底對立，至少能夠防止形成嚴格意義上的軍事對峙局面，以免局勢出現擦槍走火、不可收拾。
在中日關係史上，即使在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而導緻兩國高層多年沒有互訪的時候，中日間中低級別的溝通也從未中斷過。中國人清楚地記得當年打破首腦互訪“堅冰”的正是安倍晉三。不知道在釣魚島問題導緻兩國高層交流再次中斷的當下，安倍能否拿出誠意，再一次體現對中日關係的責任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