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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治”到“日據”:撥亂反正的起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10-09 00:05:44  


 
  馬政府未能修改“一邊一史”的課綱

  在“九五暫綱”實施後,陳水扁就開始“九八課綱”的修訂工作,希望能夠製作一部完整的“去中國化”的“一邊一史”、“一邊一國”的課綱。

  2008年馬英九贏得執政。5月20日馬政府上台,剛上任的教育部長鄭瑞城原本要將陳水扁所制訂的“九八課綱”原封不動的推出,但是在社會上有識之士的努力下,鄭瑞城暫不公佈國文與歷史課綱,並承諾再成立課綱小組,重修課綱。

  經歷了兩年,換到了吳清基部長,終於增聘少許公正學者參與,課綱委員會才得以運作,2010年下半年終於完成了課綱的審定,但是很遺憾的,或許新的課綱加入了一些史料,但是“一邊一史”的基本結構並沒有絲毫改變。現有的歷史課綱仍然是“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結構。單元的名稱仍然是“鄭氏統治時期”,而非“明鄭時期”;使用“日本統治時期”,不僅不是“日據時期”,連“殖民”兩個字也沒有出現;1949年以前中華民國的歷史放在“中國史”,1949年以後的發展放在“台灣史”;“台灣史”與“中國史”最後兩個單元的名稱是“當代台灣”與“當代中國”。“當代台灣”已經與“當代中國”分離了。馬英九不會是個“一邊一國”的主張者,但是他任內的課綱委員會、教育部,卻讓他成為“一邊一史”與“一邊一國”史觀的背書者,有些可悲。(有關此一部分,詳請參考,張亞中,〈異化的史觀與認同〉,《中國評論》,2012年4月號,總第172期)

  課綱已經出爐,課綱委員會就解散了。接下來,出版社依據課綱撰寫教科書,送完後再送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召集學者專家所組成的“課本審定委員會”來審查。這個委員會大約是13人,10位大學教授,3位高中歷史老師。

  出版商的思考簡單,出書不能不賺錢,因此,他們自然會去找有份量,但是在史觀上能投教育部所好的學者擔任主編。另一方面,既然現有的課綱與原有的課綱沒有多大的改變,不妨就用以前的版本為基礎,修改一下即可,如此既有效率,又可以節省新編寫的費用。

  現有教科書將“台灣史”當作“國史”在撰寫

  去年(2012年)年初,七家出版社將撰寫的教科書送到教育部國教院審定。大約是五月間,有一位課本審定委員出缺,教育部的官員問我是否願意擔任審定委員。在參與後,發現問題實在很大,這些依照新課綱所撰寫的教科書,把“台灣史”當成“國史”在寫。課文顯示:台灣不是以中華文化,而是以多元文化為主體;對日本殖民統治表達出高度的肯定與美化,連“慰安婦”都可以寫成是台灣婦女自願參與;清朝在台灣是消極統治,日本人則是積極建設;國民黨在台灣是壞事做盡,民進黨則是台灣民主化的功臣。

  馬英九在看了其中一本教科書後的反映是“觸目驚心”,郝柏村在看了他孫女的教科書後,說了一句:“我不成了亡國之人了嗎”?一位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先生說,“這是在替台獨寫教科書”。

  審定委員會是採共識決,又由於教科書是採“一綱多本”,只要出版社有將課綱規定的內容提及,其它部分出版社有相當大的寫作自由。綜觀當時的幾個版本有幾個共通現象:過度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刻意貶低國民黨在台灣的正面貢獻,將台灣民主化的功勞完全歸功於民進黨的努力。在行文上將兩岸的“一邊一史”寫成“一邊一國”,將“台灣史”當成“國史”在撰寫。為此,我以“憲法大於課綱”的原則,在委員會中力陳維護憲法的重要,要求出版社必須將造成“一邊一國”的文字進行修改,並依據憲法第158條應發揚民族精神的規定,要求將不符事實與不合理的陳述做適度的修正。另外,由於大多數審定委員均為“前朝遺老”,已有定見,因此,除了依憲法必須修改的文字外,我並沒有辦法要求出版社改變課綱已經使用過的語彙,也無法要求他們必須要使用“日據”、“明鄭”等。

  即使如此,還是遭致民進黨立委鄭麗君召開記者會,對我本人進行攻擊。對政治稍微有敏感的人可以察覺到,我的參與及行為的確已經觸及到台獨主義者的痛處了,對他們而言,“一邊一史”的“分離史觀”的立場是不容被質疑與挑戰的。

  我參與幾個月審定委員會的感想是:第一、國教院的官員仍有民進黨執政時留下的官員,因而找偏綠的學者擔任審定委員;第二、經過李扁的近二十年執政,台灣史研究因為可以得到經費補助,參與研究者已經遠遠超越中國史的研究,更由於他們長期佔據在國科會、民間基金會、政府外圍組織,因此大多數的歷史學者不願得罪他們,以免在論文審查、申請計畫時遭到刁難。第三、在以上情形下,立場較藍的學者也不願意參與審定委員會,一則因為是少數無法影響多數,但卻會影響自己的未來。另外也認為,馬政府不願在結構根本問題上調整,自己又何必多管閒事。第四、對於出版商而言,編寫教科書是以營利為目的,因此,一方面他們會找關係好的學者擔任主編,另一方面,他們不會為了原則或史觀去向審定委員會做任何爭取,一切以符合審定的要求為原則,只求能愈早通過愈好。我的總結是,要透過寫文章批評、建言,或參與審定委員會來爭取應有的史觀是不可能導正史觀的。

  自行出版教科書來建立正確史觀

  衡量情況,我決定要換個思路與做法。大約是去年九月間,我與兩岸統合學會的幹部們商量,我認為除非自己編撰歷史教科書,否則根本無從在台灣建立正確的史觀。要出歷史教科書,就必須自己開出版社,而且要有賠錢的打算。兩岸統合學會的執行長鄭旗生負責擔當成立出版社的重要責任,我辭去審定委員的工作,與謝大寧教授及一些學者負責找知名大學教授參與教科書的撰寫工作。

  下決定容易,但是要執行絕非易事。我們在十月間成立了《克毅》、《史記》、《北一》等三家出版社,以出版歷史教科書為首要工作,也是現階段唯一的工作,分別編寫了三個版本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其中《克毅》是為了紀念兩岸統合學會已經過世的戰友,即曾任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的所長巨克毅教授。

  在“一邊一史”的課綱結構下,如何撰寫出不會造成“一邊一史”或“一邊一國”內涵的教科書是一件高難度的挑戰。我們決定從用語及敘述的鋪陳上來處理這個難題,站在兩岸同為中華民族、同屬中華文化的立場上,用撰寫“本國史”的史觀來撰寫“台灣史”與“中國史”。整整密集的工作三個月以後,我們於今年(2013年)一月上旬,將三本高中歷史教科書送到國教院接受審查。

  該三版本之教科書於送請國家教育研究院審查過程中,竟橫遭阻難。首先是刻意延誤時程,送審時間為今年一月上旬,但是國教院卻遲至四月中旬才進行審查,並再用要求“重編”(即重新再來一次程序)的方式,延誤審定時間。國教院另在文字用語上設下障礙,以“必修”要求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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