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範大學心理測試與評價研究所許燕教授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出現高校裡女生多的現狀，是因為現有基礎教育體制更有利於女生脫穎而出。“女生好靜、勤奮，在當前以記憶為主的考試模式中更容易勝出；同時，女生對偏重於形象思維的文科更感興趣。”
但拿就業形勢而言，女生的形勢卻遠遠不如男生。
呂頻表示，受教育並不必然與特定專業的就業掛鈎，教育的問題應該回到教育本身來解決，如果只是為了順應就業市場，則是把就業歧視延伸到教育歧視，這事實上就是以就業困難為由來限制學生受教育機會，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門有責任抵制教育歧視。
頻說，出台報告就是希望告知公眾，歧視不能因司空見慣而合理化，法律和政策不可為歧視背書，平等原則的檢驗沒有例外。
“男孩危機”待破解？
近些年所流行的“男孩危機”為這種性別差異的設置提供了合理理由。知名雜文家鄢烈山就曾表示，他並不認為在高考分數線上設置性別差異是一種性別歧視，在如今這種偏重死記硬背的高考制度下，男生相較於女生處於一種弱勢地位，因此在錄取時向他們適當傾斜是合理且必要的。
然而，這些為錄取分數男女有別辯護的說法，在包括呂頻在內的很多人看來並不具有說服力。
對於性別比例協調的說法，呂頻認為，如果因為小語種專業女生多男生少，需要通過錄取進行協調，那麼理工科專業男生占多數，是不是也需要協調？她認為性別協調並不能成為設置錄取分數差異的合理理由。還有人認為這種性別協調是不必要的，讓男女生在各自的優勢領域發揮專長並沒有什麼不好。
一方面是教育部的明文規定，另一方面，是高校辦學、市場需求存在困境，設置性別比例招生究竟是否合理，改革的突破口又在哪裡？受訪學者表示，這是一個長期制度建設的問題。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採訪時表示，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要打破計劃錄取體制，實行基於自主招生的多元評價體系。他說，在計劃錄取制度中，人們的公平觀就是“分數公平”。大學的招生自主權也是有限的，最多只能在計劃上做一點點文章。
這樣的招生制度，結果是大學招生標準單一，大學辦學千校一面。要讓大學在招生中招到適合自己辦學定位的學生，能自主地根據生源情況，調整評價體系，就必須推進大學自主招生改革，建立多元評價體系。
熊丙奇建議，教育部門應該明確特殊行業、特殊專業的標準，告知公眾為何這些行業和專業比較特殊，需要限制男女比例。
比如小語種專業，如果教育部門和高校，在招生時明確告訴考生，該專業現在的培養情況和就業需求情況，考生完全有可能根據這些情況進行理性選擇。
如果學校告訴考生，本校小語種專業共有50名學生，全為女生，當年畢業的學生有10名，有5人沒有找到工作，用人單位對男生有旺盛需求，結果可能是女生們會慎重選擇。可問題是，這些信息沒有人告訴學生。學生們從高中選擇小語種專業時，就缺乏信息支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