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您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更像傳統的“士”，如果中國知識分子真能具有“士”的身份的話，依資中筠先生的說法，這個群體理應秉承道統，並與王權制衡。但事實似乎並不如此，否則就不會有“文革”等各種政治運動了，且當年的知識分子也看不出有捍衛道統的士的精神。中國的知識分子難道已經丟失了道統了嗎？
楊奎松：首先，“道統”一詞，講的是先王之教，小至修身齊家，大至治國平天下，不能簡單地用到當今社會要求中來。因為先王之教有多種，有韓愈講的周公孔孟所傳之先王之教，也有過去國民黨人講的先王之教（“總理遺訓”），也有大陸中國之馬恩列斯毛的先王之道（“思想傳承”），也有當今從西方學來的諸般學人的各種先王之道（政治哲學）。總之，不同時代、不同方面的知識分子，往往各有各的道統，很難說誰就失了道統。但若講遵道統就可制王權，那不過是在講一種理想形態罷了。孔孟早年確有此說，古人也確曾這樣主張和要求，然而中國王權專制兩千年，“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不要說“士”，就是“士大夫”，真能以道制王的又有多少人呢？何況，即使古人中對道統的看法主張也是人各有異，以此道制彼道，環境條件不變，縱使朝代更迭，就能兩樣了嗎？
時代和環境的刺激，點燃知識分子愛國激情
南都：馬克.里拉在他的《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提到“敘拉古的誘惑”，比如您也列舉出的海德格爾、施密特、德里達等人，這與中國的“學而優則仕”，似乎有些接近？
楊奎松：“學而優則仕”講的是一種社會現象，比如中國科舉年代，學得好就可能一級一級考上去，一旦金榜題名，就又是“黃金屋”，又是“顔如玉”了。但柏拉圖去敘拉古，卻並不是為了這些物質上的目的，而是想要實現他做帝王師，指導當權者“致力於正義”的人生理想。卡爾.施密特、德里達等人怎樣，我沒有研究，不能輕下斷語。但喜歡讀漢娜.阿倫特的書的讀者應該都知道，她對海德格爾曾經充當過希特勒納粹的“幫凶”一事，始終是抱以同情之理解的態度的，相信他絕非刻意逢迎、助紂為虐，而是有心通過納粹黨來施展其改造國家的政治抱負。在這方面，詹姆斯.斯科特在《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一書中，也介紹了一種很重要的情況，即許多落後國家依據現代化意識形態或獨裁專制的力量，發起各種社會改造工程，結果因嚴重違反科學，造成了難以窮盡且無可彌補的社會災難。斯科特的這一研究就很有啟示性，就像他講到的那樣，“國家”其實多半都是由形形色色的“帝王師”或有著某種烏托邦理想的政治家在操控著。他們不僅是唯意志論者，而且極端堅持馬克斯.韋伯所說的那種信念（意圖）倫理觀，認定只要意圖正確，就可以使用任何方法。因此，正是他們在以國家的名義，把他們認為最合乎人類長遠利益的正確措施，強加給了毫無抵抗力的社會和人民，造成了社會災難。問題在於，無論過去，還是將來，無論在外國，還是在中國，總是會有很多有同樣想法和衝動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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