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擊此起彼落，日復一日宣示“公民參與”之價廉物美，頭目不愁無人挺身而出“守護孩子”，正道衛士趨之若鶩，以攻代守樂此不疲。按邏輯推論，政府無力招架的弱勢與屹立不倒的強大產生出強烈矛盾，應該會引起以批判思維自居的部眾慎思推敲；但這種假想未從實現，不假思索的攻勢反而更趨頻仍。聯軍頭目早就把準“公民參與”之脈搏，洞悉其生命力並非來自社會棟樑追求真理美德的向善之心，而在於運動“自發”參與本身“本小利大”的絕對經濟優勢。圍城行動向現時社會上最具活力的年齡層提供成本最低的途徑，最具體地自我展示影響力。不難想像，參與社會事務無可避免付出相當代價，諮詢文件反復來回費時失事，公聽會鬥氣鬥戲殫精竭慮，卻無以從集體智慧結晶掠個人之美。政治動員卻在社會決策機制上促成一次“破壞性技術革命”，把參與者從繁文縟節的壓迫中徹底解放，並建立了公共利益變化與個人貢獻之間的換算機制。從此因自我怠惰而錯過的概定諮詢程序，一律可宣之為虛偽而束之高閣；一切高尚情操也毋須再委屈自己藉“無終食之間違仁”彰顯，改以政府暴政惡行反襯，猶如反掌折枝之易；只消幾個晝夜接力聲嘶力竭，即能迫令冥頑不靈的政府屢拋求和之議盡結賢者歡心，左右社會大局盡見成就顯榮；最重要的是圍城同袍同仇敵愾從未有意見相左，主動走到真理一邊盡公民責任的感覺無與倫比，個人被檢控的風險也因有效分散而可忽略不計。利之所在，“門常開”外熙來攘往車水馬龍自然不在話下，每天念念有詞的“制度”和“核心價值”，被用作鋪墊“公民廣場”黨同伐異，其實踐內涵倒成次要。不應忽略的是，聯軍規模與圍城的效果及風險之間存在著雙向反射的傳導作用，從而產生出自我加強的互動過程。當黑壓壓的人群無情地踐踏最珍貴的社會資產，接二連三成就出各自可歌可泣的“尋找價值的故事”，就會挑動起更多唯恐吃虧緊隨大流的緊張心理，攻勢助長攻勢，由此形成一種攻擊政府的風尚，從眾現象的形成使圍城聯軍不斷擴編。
頭目自編自導，部眾假戲真做，嚴明的紀律是維持高度決策集權、羈縻結構相對稀鬆的集團依循劇本既定方向行事之紐帶。圍城行動中展現的組織力量，反應遲緩的龐大官僚架構根本不能相提並論。儘管香港是法治社會，但法治精神並不普遍社會大眾之中，沒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聚眾生事，因為訴諸“和平”而搖身一變幻化成“公民抗命”典範，不給政府整肅綱紀執法清場之口實。事實上，反國教的旗幟已經成為盟主令牌，也引起其他政治團體垂涎，企圖以更刺激的激進抗爭方式作為招徠，騎劫運動篡奪權柄。於是道德呼籲在網絡上以光速傳送，將部眾當作天真無邪的小朋友看待，哄勸與煽風點火挑動事端之徒劃清界線，插同道中人潛派臨時演員之贓，嫁政府從中作梗之禍，不可不謂關懷備至照顧周全；民主女神猝不及防顯靈“探班”，聯軍核心領導戰戰兢兢恭送歸位，令多元參與之運動表面看來仍然擁有“自發”之純潔光環，也避免戰線過度延伸而令戰事曠持日久，令聯軍中樞陷溺於無法抽身進退失據的尷尬境況。
僅僅依靠嚴密的戰略部署和內部紀律管制仍無足夠勝算，圍城部眾聲勢日熾，實有賴於恐怖政治之施行。聯軍中樞既稱其主張順應民意，屬“保民而王”，則須向對手證明“莫之能禦也”，數量優勢之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是，在本土多元政治生態，以及“撤”與“不撤”之間寬廣的技術選擇光譜之中，圍城部眾的訴求永遠無法在事實上達致全民中的絕對多數。縱使警方所稱三萬六千人的圍城聯軍，給頭目撒豆成兵成十二萬之眾，數字大小之意義不外乎作為部眾辛勞而獲的憑證，供內部激勵起哄之用。因此聯軍四兩撥千斤，以發佈信息的密度取代人數，藉著異見者“被靜音”來營造數量優勢。一些部眾利用家長和校友的身分，以監察之名分散到少數學校門外設置街站，向學生派發黑絲帶。此舉的實質作用並不取決於校門所掛或學生所戴之黑絲帶數量，而在於製造一種反國教勢力無處不在的感覺。不論傳媒立場是否偏頗，也必為一系列甚具“新聞價值”的行動牽著鼻子，反國教的聲音自然在過程中被無限放大，縱有支持國教或反反國教的嘗試，也因缺乏吸引眼球的能力而被有意無意淡化。鋪天蓋地的報道聲音和畫面，讓大眾錯覺被無日無之的運動所包圍，並清楚看到異見者隨時隨地遭受迫害威脅的可能性，由此形成白色恐怖的氣氛，恫嚇著無辜的學校管理層和平頭百姓。同類的行動反覆進行，造成圍城聯軍對訊息渠道的壟斷，而異見者則為自保而普遍噤若寒蟬，結果只剩反國教的一家之言在市面上流通，唯我獨尊橫行無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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