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市長參加討論的“非常前衛”話題
1985年2月，國務院正式批轉了 《匯報提綱》，肯定了上海發展的兩個方向：經濟結構調整和城市功能多元化。上海第一次經濟發展戰略大討論取得了積極的成果。姚錫棠特別強調：“這是上海、北京、長三角學者與政府實際管理部門相結合，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經過深入調研，廣泛討論形成的集體智慧結晶。”
《匯報提綱》批轉後不久，江澤民接任上海市市長，才真正打開了上海改革的局面。當年，江澤民就帶領了大批上海的幹部、專家到廣東訪問、考察和學習，回來之後在萬體館召開了一個萬人大會。姚錫棠記得，就在這個大會上，上海改革有了全面的部署。
1985年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上海雖然沒有轟轟烈烈展開大討論，但每兩周市裡面就會召開一次專家討論會。姚錫棠是參會的專家之一。在他的印象中，“這個形式的討論會，比較開放和隨意，話題討論非常深入。江市長時常會親自參加討論，有時也會和大家就某個觀點進行爭辯”。
就具體的討論內容而言，涉及改革的方方面面。比如，借鑒廣東，從如何吸引外資，發展合資企業，到如何引進先進技術，提高工業水平；又如，學習蘇浙，尤其是上海郊區要借鑒蘇浙的模式，解決農村現代化問題，等等。
“對我來說，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討論的話題居然是上海要不要建證券交易所，這在當年是非常‘前衛’的。”姚錫棠記得那一次討論會，是在王戰同志帶隊去美國考察了紐約證券交易所[微博]回來之後，從介紹國際經驗到結合上海實際情況，這一場討論尤其熱鬧，從上午9點一直持續至中午12點半。最後，江澤民作了總結：“根據大家的討論，我看某種程度上，社會主義也是可以建立證券交易所的。”
這句話給姚錫棠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在他看來，正是基於這種大膽嚐試的魄力和銳意改革的決心，上海不但真正打開了改革的局面，而且在改革的道路上快馬加鞭。從1985年到1990年，上海不僅跟上了全國改革開放的步伐，而且還領先了。
1990年上海成立全國首家證券交易所。“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姚錫棠認為，證券市場的開啟，對上海後續的改革，體制的徹底轉型，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
那時，朱鎔基有過自由貿易區的設想
1990年，上海再次崛起的起點。這一年除了證券交易所的掛牌成立，浦東走到了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最前沿。1990年2月，上海正式提交《關於開發浦東的請示報告》。僅僅兩個月之後，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向國內外宣布了開發開放浦東的重大戰略決策。
“這一刻起，上海終於被推入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線。”姚錫棠曾經兼任浦東發展研究院院長，他對浦東有著特殊的情感。
姚錫棠回憶：1984年討論中，就有不少同志提到了浦東，但那個時候大家的設想完全站在浦西立場。一是向浦東進行工業轉移，因為浦西實在太擁擠，最繁華的淮海路、南京路上，也隨處可見街道工廠；二是到浦東造新房子，緩解上海老百姓的住房困難。浦西隻有140平方公里，而浦東的面積520平方公里，幾乎是浦西的4倍，當時大片是農田。
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的討論中，也有一些專家學者提出：浦東不能複制浦西工業發展的老路，而是要發展新型工業。
但這些都遠沒有達到國家作出浦東開發開放決策的戰略高度。“其實，浦東的開發開放，是站在全國立場來考量的，是中國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的戰略選擇。”姚錫棠坦言，這一次浦東的改革，是鄧小平同志直接指揮和設計的，我們隻是有幸成為改革的參與者。
浦東開發究竟要做什麼？要盡可能發揮上海作為“王牌”的三大優勢：一是歷史上素有的金融、貿易中心；二是上海工業中心的升級；三是與國際接軌，融入經濟全球化。
那一年，朱鎔基擔任上海市委書記。關於浦東的定位，是在朱鎔基的主導下確立的。姚錫棠告訴記者，這個過程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在決策之前，朱鎔基做了兩件事，一是親自考察浦東，既到浦東這塊土地上走了走，也坐上直升機俯視了浦東每一個角落；第二件事就是去新加坡和香港考察，要借鑒這些城市發展二產、三產的經驗。回來之後，市委市政府果斷決策，浦東的發展要尊重市場經濟的規律，要跟上世界的潮流。四個開發區的定位逐步成形：金橋地區發展出口加工為主的高端製造業；陸家嘴發展金融貿易；外高橋定位於保稅區；張江則向高科技、信息化方向去突破。
姚錫棠透露了一個小插曲：當時在對外高橋進行定位時，朱鎔基就有過自由貿易區的設想，隻是條件不成熟，沒有獲批，最終確立成為保稅區。但外高橋園區的英文名稱卻一直以“自由貿易區”來標注。
有了明確的目標定位，浦東迅速發展。而建立在浦東改革開放的新起點之上，上海經濟發展逐步走出了上世紀80年代的困境，有了更加明確的目標。1992年，中央提出要“盡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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