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也不是一件單一的事情。美國《赫芬頓郵報》法文版文章稱，中共在反腐敗上的大手筆，目的是在為全面深化改革營造適宜氛圍。日本《經濟產業研究所》的文章也認為，中國整紀鏟腐是打擊阻止改革的保守勢力。
“中國的反腐新措施”，德國財經網16日以此為題寫道，中國政府一直致力於新的反腐措施，“廉政公署”模式得到熱議就是一例。這意味著中國反腐敗將突出司法，更加透明。
反腐制度建設是否意味著“廉政公署”模式可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高波16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對比香港廉政公署與中國內地現有反腐職能部門，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獨立性。《基本法》確立廉政公署獨立地位，僅對行政長官負責。而且在工作方式上，廉政公署有權採取特殊刑偵手段，有時為搜查證據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內地的反腐部門目前沒有這樣的調查權力。
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專員郭文緯16日告訴《環球時報》，內地政府要反貪，獨立性很重要。他指出，中央政府反貪的決心不容置疑，但在一些地方，地方保護勢力往往會影響中央的反腐效果。對此，內地政府可以學習解放軍和海關制度，將地方負責反貪的人員大部分劃歸至中央反腐機構，以此加強獨立執法能力。同時地方紀委應該直接向中央紀委負責，擴大反貪局編製，跨行政區劃限制分區設立，獨立運作，與省委省政府無關聯。
但高波也表示，中國對腐敗的治理正處於攻堅階段。不能因為廉署運作成功，就把內地反腐的願景寄托在對這樣一個機構的複製模仿上，不能因為中國現階段反腐道阻且堅，就急於開出“速效藥”。十八屆三中全會給紀委開出“雙重領導體制”的藥方，強化紀委在人事權和案件查處權中的上級角色，弱化對同級黨委的依附性，紀委本身也受到監督，這就是一種改進。所以，不僅要看香港廉署的個體作用，更要看它作用的土壤。高波曾提出“廉潔拐點”的概念，他說，中國具有這種土壤的時候即是“廉潔拐點”到來的時候。“那時候，官員貪腐範圍縮小、級別降低、情節惡劣性相對下降，尤其是反腐被納入法治軌道，且社會普遍建設起廉潔共識。”高波認為，中國距“廉潔拐點”路還較遠，但在路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