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的財富掠奪，不僅造成社會的嚴重兩極分化，而且加劇了社會矛盾。實際上，現在中國許多社會矛盾哪來的？與財富的掠奪過程有極大關係。前些年，許多學者在傳播一個說法，叫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矛盾多發期。似乎世界上有這麼一個規律。其實現在中國的社會矛盾與這個所謂矛盾多發期有什麼關係？現在社會矛盾的具體事由是什麼？無非是徵地拆遷、農民工工資拖欠、失業下崗、環境污染等。哪個國家到1000-3000美元的時候就會這樣徵地拆遷？哪個國家到1000-3000美元的時候會如此大面積地拖欠農民工工資？這些問題和矛盾其中大部分都是與財富掠奪的過程直接相關的。在此情況之下，幾乎任何調整利益關係的努力都遭到權貴的強有力的抵制，民眾保護和爭取自己利益的權利都會受到無情的打壓，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種系統的維穩思維和維穩體制。可以說，什麼叫維穩？就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格局不變。當然，這不是說不需要社會穩定，但像中國這樣，把維穩放到如此突出的位置，不擇手段進行維穩的國家無疑是極為鮮見的。
在這種維穩弊政背後的，是一種完全錯誤的思維，而這種思維與改革前的階級鬥爭思維同出一轍，是基於對整個形勢的誤判。改革前我們走了幾十年的彎路，這個彎路是怎麼走過來的？和對一個情況的基本判斷出現失誤有著直接關係，這就是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情況估計得過分嚴重，結果是搞了幾十年的階級鬥爭。而這20年的時間，則是對不穩定的狀況估計得過分嚴重，於是搞了二十多年的穩定壓倒一切。非但如此，有關部門甚至故意製造緊張空氣，形成了一種類似於階級鬥爭的氛圍。於是，維穩成了頭等大事，成了一票否決的硬任務。結果是，在這一段時間，許多應當做的事情無法去做，不敢去做，放過了一些重要的歷史機遇，改革也陷入越來越被動的局面。與此同時，維穩不但不能解決社會穩定的問題，反而是加劇了種種的社會問題和矛盾，造成民眾與政府的心理疏離與對立。維穩在很大程度上是將維權與維穩對立起來，將維護自己權利的民眾視為對立面，從而加劇了民眾與政府的對立。同時，在維穩中，不講規則，不講法治，甚至到最後連是非對錯都不講，結果是將中國社會變成一個沒有規則的靠拳頭說話的社會。
因此，清理權貴弊政首先需要從否定維穩開始。我們可以注意到，在三中全會的改革決定中，原來不離口的維穩提法消失了。儘管現在還不能斷定這意味著什麼樣的變化，但從最近的一系列舉動中可以看出，傳統的維穩思路明顯在發生微妙的變化。同時，三中全會決定廢除實行多年的勞動教養制度，應當說，這是中國在走向法治，保護人權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勞動教養制度的根本問題是未經法院審判就長時間剝奪一個人的人身自由，這是對人權的粗暴侵犯。在不久前召開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指出，要處理好維穩和維權的關係，要把群眾合理合法的利益訴求解決好，完善對維護群眾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強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權威地位，使群眾由衷感到權益受到了公平對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維護。可以說，只有徹底清理維穩弊政，改革才能順利向前推進，才能打通走向公平正義、實現社會長治久安之路。
因此可見，系統地清理權貴弊政，對於凝聚改革動力，保障改革的順利進行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可以回顧上一輪改革的動力是如何形成的。上一次改革是從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錯案開始的。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改革的真正動力。因此，這一次的改革，如果在反腐敗打開既得利益集團的缺口之後，能夠轉向對權貴弊政的清理，包括平反在這些年維穩中積累的種種冤假錯案。這樣才能造成一種人心舒暢的社會氛圍，改革也才能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應當看到，維穩已經成為一種負資產。我9年前就曾經提出，應當用秩序思維取代維穩思維。系統清理維穩中的冤假錯案，不僅有利於造就改革動力，也可以為三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前提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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