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戰期間，美國只是半個世界的警察。蘇聯解體後，美國成為了整個世界的警察。作為半個世界的警察，美國信心十足，但作為整個世界的警察，美國顯得力不從心。原因很簡單，當世界警察需要費用。在冷戰期間，因為存在著蘇聯這樣一個明顯的“敵人”，美國的所有盟友都很樂意支持美國充當警察，也願意為美國支付費用。但冷戰結束、蘇聯“敵人”不再存在，美國的盟友就沒那麼樂意為美國付國際警察的費用了。同時，美國本身的經濟也已經不足以支撐世界警察的角色。
蘇聯集團解體後，就不再存在任何可以挑戰美國的同盟。那時美國應當改變其戰略同盟政策，至少改變針對另外一個國家的軍事戰略同盟。任何戰略同盟都是針對“敵人”的，因此首先需要外在“敵人”，沒有這樣的“敵人”和來自“敵人”的直接威脅，同盟就整合和團結不起來。冷戰後美國和西方不僅沒有改變同盟政策，反而擴大和強化同盟。在歐洲，美國和西方收編了蘇聯解體後所出現的新興國家，把屬於蘇聯地緣政治空間的領域，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在亞洲，美國積極尋找新“敵人”，迅速崛起的中國自然成為最佳候選人。中國是亞洲大國，美國“重返亞洲”非常容易理解。美國強化和其亞洲盟友的關係，針對的是中國。對美國來說，“我的盟友的敵人也是我的敵人”。這解釋了在中國問題上，美國和其盟友的關係。
這樣做，冷戰後的美國表面上成為世界唯一霸權，但實際上則不然。美國在歐洲的戰略貪婪和對中國的戰略誤判，都在促成和加快美國本身的衰落。在歐洲，美國和西方的戰略貪婪已導致了俄羅斯的反彈。對俄羅斯來說，一旦國家有了實力、機會來臨，勢必要收複被美國和西方搶走的地緣政治利益。今天的烏克蘭實際上是美國西方和俄羅斯之間地緣政治利益之爭的犧牲品。把中國視為是潛在“敵人”，更是美國的戰略誤判，對美國國家利益的負面影響難以估量。
美國並沒有意識到，中國和其他大國不一樣。例如，中國和蘇聯不一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選擇是加入以美國為主導的現存世界體系，通過改變自己和這個體系接軌。儘管中國在加入這體系後並沒有在任何事情上對美國百依百順，但總體上履行了一個成員國應當履行的責任和義務。
中國官方的外交話語也是這樣的。鄧小平時代強調“韜光養晦”，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強調“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到了現在的習近平時代則強調“新型大國關係”。所有這些概念的本質都是一樣的，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永不當頭”。“新型大國關係”這個概念簡直就是說給美國人聽的，但很少有美國人聽得懂。即使一些人聽得懂，也選擇不相信。這個概念意味著中國承認美國是國際社會的“老大”，不會挑戰“老大”地位，願意和“老大”合作來維持國際秩序。當然，中國同時也要求美國這位“老大”要照顧一些中國的“核心利益”。
美國把全球各地都視為其利益，但中國的核心利益非常有限，都是和領土、領海有關，且僅限於和中國周邊國家相關的事情。美國人到處都是核心利益，對中國的這些核心利益不是不知道。如果美國願意在中國和中國周邊國家關係之間扮演積極的協調角色，美國是有能力這麼做的。但美國沒想扮演這個角色，而是簡單地選擇“重返亞洲”，站在其盟友國家（剛好也往往是和中國有主權利益衝突的國家）這一邊。
美國的“重返亞洲”，如果是經濟上的，也沒有什麼可怕。包括中國在內的本區域國家也歡迎美國這樣做。但如果是軍事和戰略上的，只會加劇區域矛盾。美國現在顯然過於強調戰略和軍事，甚至經濟上的事情例如TPP也帶有了戰略同盟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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