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18日電／熊國劍在湖南江永曾以仗義執言聞名，作為官員的他，年輕時曾寫過多篇為民請命的新聞報道。在那之後，但凡江永有負面新聞發生，民間和官方總認為是熊國劍幹的。在2003年後，成為交通局副局長的熊國劍卻一改往日刺頭形象，再未寫過一個字的批評報道。但他不久前因江永“違規進人案”被再次“逼上梁山”。當地許多人猜測，是熊國劍引爆此事。雖然自己並非那個舉報人，但為“保護自己”，他選擇了盡可能將此事公開。
如果像馬丁·路德·金所說，“歷史會記錄在這個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囂張，而是好人的過度沉默。”那歷史也必將記錄，一個不願過度沉默者的遭際。不論是屢屢陷入“自證清白”的尷尬，還是因得罪官場而感到的害怕，熊國劍的經歷，展示的正是他作為“體制內不良現象反對者”的艱辛與苦澀。
我們看到，再次被“逼上梁山”的結果，是熊國劍在江永的處境越發艱難。他受訪時就說，“我真的壓力很大，最痛苦的是精神上的孤獨。”這發人深省：一種不願意“沉默”的選擇，為何只剩下曠野呐喊式的悲壯？
這樣一個官員“記者”的艱澀經歷，正是當地官場的現實鏡像。它讓我們看到，一些“庸常的惡”如何在無形間形成利益共同體，並使得“惡”成為可以接受的潛規則，而與之相對的善則成眾矢之的。據了解，在江永官場，不少人對因“違規進人案”而被查處的官員充滿同情；在此案最初被舉報時，違規案件本身沒成為焦點，江永官場卻一致聚焦於“誰是舉報者”這個問題上。這導致江永官場暗流湧動，也使得幾個懷疑對象苦惱不已，紛紛借機表明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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