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繼榮認為，本屆政府更重要的舉措是樹立反腐新規。“樹新規首先要嚴格清理已有問題。這需要極大的決心：不僅僅是打幾個‘老虎’，而要重新整頓秩序。這更需要在監督對象的選擇上按部就班，從政府部門到企業，再到科教文衛各領域，都不能遺漏。”
“總體而言，巡視的範圍越來越大了。”王敬波說，“從黨政機關向國有企業，進而向事業單位擴展。此外，在輻射面不斷擴大的同時，在深度上也要更進一步。要從碎片化地發現問題，逐漸進入到制度建設層面，從而杜絕腐敗發生。”
王敬波認為，巡視對象的選取體現了行政規律。“權力最集中的單位應存在於行政系統中，縱向看就是各地方政府，橫向看則是各部委，然後是國有企業、科教文衛等事業單位。這正是當前選擇巡視對象的邏輯方式。”
巡視組成員如何選擇
事實上，巡視制度已誕生多年。1996年，十四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便作出“選派部級幹部到地方和部門巡視”部署。隨後，中央紀委啟動巡視制度。
2003年8月，“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巡視組正式成立。過去10年間，程維高、陳良宇等多名高官腐敗案發，均與中央巡視組的出現密不可分。在2013年的兩輪巡視中，成果同樣顯著：第一輪巡視發現了6名中管幹部的違法違紀線索；第二輪巡視的10個點，已有24名領導幹部被查，其中包括兩名省級幹部。
“由於巡視對象主要是省部級領導幹部，巡視組的工作難度比較大，面對的問題也比較複雜。因此，巡視組大多選用有過高級別幹部經歷的人員，確保其有足夠經驗應對複雜的形勢。”謝春濤表示。
以組長為例，按照規定，中央巡視組組長大多在已離開一線崗位、但尚未年滿70歲的省部級（正職）官員中選任。
此外，近三輪巡視組長的選擇呈現出另一亮點：一次一授權。“如果組長長期由固定人員任職，更像是一種人事或官職安排。當其變成臨時性職務後，巡視組的獨立性得到了更好的保護。”謝春濤評價，“一次一授權將使機構和人員的動態性很強，被巡視單位很難找到應對措施提前準備，最大程度地弱化了人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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