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歧視近些年比較集中地凸顯出來，與中國人口流動性的快速增加不無關係。”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龔維斌這樣認為。他表示，“人口流動會產生擴散效應，負面新聞也更容易被傳播，個人的缺點被放大了，上升為其籍貫地的缺陷，並形成一些個體的錯覺。”
流動會使偏見顯現出來，但流動也會促進融合、逐漸減少偏見。龔維斌說，要破解這種錯覺，應該加強各地的文化交流，引導大家不要把偶然看做必然，把個別當作普遍。“上海人對蘇北人的偏見在過去可能更嚴重，但這些年上海人的包容程度已經提升了很多。”現在，越來越多的並非土生土長但在此工作生活的“新上海人”融入了這座城市。
“多出去走走！”背包客韓緯建議。他原來對不少地方都存在刻板印象，比如東北人火氣大，廣東人會賺錢但摳門，還有對其他國家的偏見，比如西班牙小偷多等等。當他真正走過這些省市、踏出過國門，才發現只要懂得尊重別人，得到的一般也是尊重，很多誤解都是因為各地文化風俗不同才造成的。“比如大家常常認為上海人精明愛算計，卻忽視了他們集體性格中尊重契約、關注生活品質等好的一面，不近距離接觸是難以感受到的。”韓緯說。
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教授丁元竹也認為，分析地域歧視應該多從文化層面入手，“許多地域歧視往往是因為文化上的不認同造成的。”他說中國人常有“盆地意識”與“小農意識”，自給自足，對外來的文化由於不了解而抗拒。
“我們需要做的是求同存異。”在丁元竹看來，從文化層面消解地域歧視，並不是消除文化差異，而是應該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基礎上提煉出一個簡潔又深刻的價值觀、一種精神共識，能夠包容並統領不同的文化風俗。
是什麼“箍緊”了地域歧視
——打破資源分配不均的格局，讓地區間發展更均衡
承認地域歧視是一種長期存在的社會現象的同時，專家認為，也應該防止地域歧視的擴大，特別是要正視經濟社會發展中一些不合理、不完善的制度，不讓其成為引發偏見、歧視的源頭。
幾年前，河南人李東照一紙訴狀，把懸掛“打擊河南籍敲詐勒索團夥”橫幅的深圳市公安局龍崗分局告上法庭。這起中國首例地域歧視案，最終以深圳市公安局龍崗分局向原告作出道歉結案。針對這類公然的地域歧視行為，一些法制專家呼籲，《反歧視法》的制定應該盡快納入議事日程。
除了從文化上增進了解並提倡包容、依靠法律法規進行約束，在顧俊看來，消解地域歧視最根本的途徑是“打破資源堆積，疏導大都市的功能。”
地域歧視源於一方對另一方的優越感。顧俊分析，其背後主要是各個地區資源、發展不均衡，形成了地區優越感，比如城市歧視農村、本地歧視外地。而且這種地域歧視針對較為發達的城市的中下層群體為多。
“地域歧視有時候也會來自於優越感消失後產生的失落感。”顧俊進一步分析，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有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大量外地人湧入與本地人爭奪公共資源、工作崗位，這讓一些競爭力不夠強的本地居民生存空間被擠占，生活壓力增大，因此這部分本地人更容易產生地域歧視的情緒，並容易強化往昔的優越感，來彌補平衡如今競爭中失利所帶來的失落感。
如何打破資源分配不合理不均衡的局面，是一個大課題。顧俊表示，中央提出京津冀一體化，這是加強區域協同發展的重大舉措。但是顧俊也指出，在更加合理分配資源的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大城市要能夠真正地讓渡一些利益。“比如北京為了控制人口，搬遷多個大型批發市場到河北，但仔細想想，這樣一來會造成北京部分物價上漲，最後仍然是老百姓來買單。打破資源分配不均的格局，不能只把低端的功能遷走，而是要真正增強高端功能的輻射帶動作用，推動高端功能在更大範圍的轉移擴張，比如教育資源等等。”
資源分配不均再加上戶籍制度，更強化了地域之間的區別。正逢大學生就業季，最近北京一些事業單位在招聘時要求“限北京戶籍”，就被指責存在地域歧視和就業歧視。多位專家指出，戶籍制度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在改革推進的過程中不應再強化附著在戶籍上的特殊福利，否則就是在人為製造更多的地域差別，有可能引發更多的地域歧視。顧俊強調，“關鍵還是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區域協調發展。當不同區域不再存在巨大的發展差異，個別地區不再有高高在上的特殊利益，地域優越感和地域歧視都會隨之淡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