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國“搭便車”對伊戰後重建至關重要。2003年以後，一個被美英聯軍飛機轟炸得滿目瘡痍的伊拉克，急需大量的外部資金、技術和建設人員，而中國的支持與幫助正逢其時。尤其在2008年美國及西方國家普遍陷入嚴重金融危機而不能自拔的情況下，伊拉克與中國的經貿往來尤顯重要。據不完全統計，2011年美國撤軍以後，伊重建資金的近60%來自中國，約40%的重要生產項目、水電設施及住宅區建築等是在中國人主導下建設起來的。中國受益於伊拉克，伊拉克從中國更多地受益，中伊進入相互促進、共同進步的良性循環軌道。對此，奧巴馬應讚揚中國才是，而不是發牢騷、講怪話。
其次，中國“搭便車”大大減輕了美國的負擔。隨著美國逐漸自伊撤軍，伊拉克向外國投資開放，美國等許多國家覬覦伊儲量豐富的石油資源，但對伊基礎設施、水電建設、農業、製造業、服務業等領域並不感興趣。而這些正是穩定伊政局、恢復社會秩序以及保證民眾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項目。中國對這些項目的全面參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伊長期處於民不聊生的境地。若無中國，美國恐至今仍陷於伊社會政治亂局之中，何談2011年撤軍之舉？
第三，中國“搭便車”總體上有利於美國對伊政策。多年以來，中國雖然原則反對任何國家對別國採取“以暴制暴”的軍事行動，但對美國及西方國家的對伊政策，基本持“寬容或默認”的態度。1990年海灣危機爆發後，中國不僅頻對西方動武投“棄權票”，還根據聯合國有關決議中止了與伊經貿、軍事往來。2003年以後，中國根據安理會“石油換食品”（Oil-for-Food）計劃與伊拉克進行了一些經貿交往。8月8日下午，即美國開始對伊拉克北部的極端武裝力量發動首輪空襲時，中國罕見地表示，“對在尊重伊拉克主權前提下一切有利於維護伊拉克安全穩定的行動持開放態度”。這一“開放態度”，事實上給美國對伊採取強硬政策開了“綠燈”。
最後，中國“搭便車”是國際國內形勢的需要。中國長期奉行“韜光養晦”的防禦性外交政策，在過去30幾年裡利用難得的機遇埋頭改革開放，發展社會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在國際重大事務中不出頭，不惹事，不願成為國際社會的焦點和目標。同時，中國防止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擴散，實現國內穩定的任務亦日益緊迫。在上述目標下，既然有“便車”可搭，中國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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