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22日電／要法制，不要人治，是改革開放大幕初啟時的中國邁向未來的出發點。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際重溫偉人教誨，會更深切地感到，樹立起牢固的法治信仰，將是我們給予後來者的最寶貴的饋贈
1979年春天，一位77歲的老人常會在深夜步行經過天安門附近的東長安街，他就是當時牽頭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的彭真。為了盡快改變“無法可依”的局面，彭真受命和他的立法“苦力班子”一起，披星戴月，在3個多月時間裡制定出了7部法律，徐徐推開了塵封已久的“法律之門”。
“中國的歷史發展到今天，人治的辦法恐怕已經走到了盡頭。”1978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一位政協常委提出了一個很多人敢想不敢說的話題。剛剛過去的十年浩劫，令無數中國人倍感法制陵夷的傷痛。正因此，在這一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鏗鏘有力地宣告加強社會主義法制，讓很多老同志激動得熱淚盈眶：“法制的春天到了！”要法制，不要人治，成為改革中國的制度出發點。
在法制的廢墟和人治的積習上起步的改革，注定不會一帆風順、一蹴而就。
正如法學家所言，法的誕生與人的誕生一樣，一般都伴隨著劇烈的陣痛。人們還記得，在江浙一帶走街串巷的小販，可能會因車筐裡的幾只雞鴨被控“投機倒把”；外資領域的立法欠缺，也讓不少外商心存忐忑，擔心投資“有去無回”。遞個“條子”、打個“招呼”就能成為私營企業邁不過去的坎，讓不少“闖灘者”折戟沉沙。如今，越來越多的人對鄧小平的話感同身受：“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走出中國改革的新路，必須在市場與法制方面齊頭並進。
“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992年春天，鄧小平在深圳說出的質樸而深刻的道理，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定下法制基調。自此，“法治”和“市場”一起，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兩大關鍵詞。這一年，北京新公司以每月2000家的速度遞增，全市庫存的公司執照8月份即告全數發光，工商局不得不緊急從天津調運一萬個執照以解燃眉之急。改革對社會的激活、法治對市場的促進，由此可見一斑。與此同時，從農村治理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到中央層面一再強調黨要在法律規定範圍內活動，依法限制權力濫用也成為貫穿改革歷程的另一重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