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平而論，我們不贊成把政治的問題用法律來處理，當然也反對把法律的問題用政治的方式來應對。換句話說，法律的歸法律，政治的歸政治，法律不是政治的工具，不能做為打擊異己的手段。律師代表受傷民眾向法院提出自訴，自訴是人民的基本權利之一，各界當然應該給予完全的尊重，但有關“行政院長”江宜樺被控殺人的案件，媒體傳出，承審法官曾在臉書上自曝其支持學運的立場。若由此觀之，台灣還是有些法官自失立場，法院還是可能成為政客鬥爭的工具和巧門，會讓民眾對法律失去信心，而這才是台灣今天所面臨最大的問題。
自從一九八七年台灣解除戒嚴以後，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做出了極大的努力，也有了相當傲人的成就，司法改革尤其是其中一項極為重要的觀察指標。若說今天還有那個政黨或政治人物敢唐而皇之的用黑手介入、干預司法獨立，實在讓人難以相信，只要經過媒體批露，任何人恐怕都難以全身而退。但於此同時，筆者也看到部分司法從業人員或許因為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或許基於自身職業升遷的考量，或許畏於所謂民意的壓力，而屈從某些政治團体的政治主張，把司法當成一種工具，對不同的人或事或政黨，採取雙重的標準來加以處理。這是讓人極為遺憾的一件事情。
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台灣的司法改革已經有了部份的成果，但如何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只是司法從業人員必須深自反躬自省，整個社會、媒體和政治人物同樣也要反思，唯有依法“治國”、依法行政、依法辦案，台灣才有未來和希望。
（中評社特約作者孟儒 為台灣旅美政論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