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上述兩種對立的意見，說到底是由於思想上對“一國兩制”存在的不同認識造成的。這使我想起了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葉健民先生5月16日在《明報》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叫《泛民究竟在爭論什麼？》。這篇文章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讓我很受啟發，前一段時間我也在與一些人士交流時多次引用這篇文章的觀點。
文章指出：“政改的爭論，意義遠遠超過我們能否有真普選、民主如何實現的問題。我們決定支持哪一個方案，其實也同時選擇怎樣去處理特區和中央的關係，這個才是香港長遠管治更為關鍵的問題。擺在目前的並不是方案之爭，而是我們希望今後以何種方式去與中央政府互動的抉擇。”
該文還指出：“激進派所主張的，是不認同中央對特區事務享有主導權，拒絕完全接受基本法的框架，否定‘一國為先’的前設，背後也有深層的對共產黨的排斥敵視。”我認為，葉健民先生的這些論述一語中的，就像點穴點到了位一樣。試想一下，如果真正有國家觀念，真正認同“一國為先”的原則，真正認同基本法的規定，真正認同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包括對香港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導權，而沒有像葉先生所點到的對共產黨的排斥敵視心理，有些問題還會成為問題嗎？我們還會有今天這麼大的爭論嗎？
我知道，我上面講的這些帶有明顯傾向性的意見，以及我引用的葉健民先生的觀點，並不能涵蓋香港社會關於政改問題的各種意見，甚至不能代表喊得最響的聲音，對某些人來說也可能聽起來不那麼順耳，但我們常說，兼聽則明，那就不妨把它們作為逆耳忠言吧。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希望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能夠實現、政改不要原地踏步，是目前香港社會最大的共識。到香港回歸祖國20年的時候，香港如果能夠實行“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的制度，這是香港民主發展跨越式進步，相信是許多人包括有的擔心回歸後在香港待不下去的人之前不敢想象的。希望香港各界有識之士，能夠多從國家的角度、歷史的角度和發展的角度看待這次政改的重要意義和影響，像新一代文化協會的宗旨所強調的一樣，顯示出“視野”和“承擔”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