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現實主義的利益政治並不能從根本上解釋英國對待蘇格蘭獨立公投的寬容。真正關鍵的因素在於，蘇格蘭公投更多反映的是英國和西方獨特的價值觀與國家觀。
與中國2000多年的大一統相比，版圖類似的歐洲卻始終處於邦國林立、小國征伐、宗教爭鬥、分裂戰亂的狀態，千年厮殺，直到20世紀中期二戰結束。研究表明，戰爭在給歐洲帶來災難的同時，也是歐洲近代科技突飛猛進的一個重要促進因素。特別是，戰亂的歷史與獨特的地緣環境，使得在西歐等歐洲大部分地區形成了自由冒險、重視商業的精神，而這些又有利於形成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他們能夠先後從家族、宗教和國家的束縛中掙脫出來，強調個人主義的個體獨立，甚至推向極致，到達原子式的個人至上主義。其優劣姑且不論，但它使得以西歐為中心的西方文化成為一種強調“分”的文化，人與人分、群與群分、人與群分。在這種價值觀下，自由及其所伴隨的民主、平等，自然分外寶貴，甚至是至高無上的價值。
然而，由個人而推至國家，分離也成為西方政治的傳統。為了自由，不惜傾覆國家，鬧他個天翻地覆。這也是從一戰前一度只有19個國家的歐洲分裂為今天的45個國家，而且目前還有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意大利的撒丁島、德國的巴伐利亞等遍及歐洲的約30個地區鬧分離的深層原因。歷史上，歐洲的確有瑞典和挪威（1905年）、捷克和斯洛伐克（1992年）等幾次和平而成功的公投，西方學者和政治家也以“人權高於主權”、“民主”等對其進行理論的闡發。但這種強調個體、願意分離的價值觀，恐怕才是更根本性的。當然，在現實利益面前，這種價值觀在西方的推行也並非一番風順，蘇格蘭公投即便在今天的歐洲也普遍不被認為是什麼文明的典範，如果有實力，傻瓜才會讓分離主義者“公投”。有分裂之虞的國家，無不嚴防死守，抑制分離勢力的“公投”衝動；而西方歷史上，公投失敗或被扼殺的例證更多。
正是由於這種重視個體的個人主義，也導致西方有著與其他地區不同的國家觀，最典型的就是社會契約論。契約論者認為，國家系由公民通過簽訂大契約讓渡一部分自己的權力而形成的，它不過是實現個人利益的工具，且其本身對個人利益也是一種威脅。對國家的不信任和警惕，始終是西方人緊綳的一根弦。社會契約論在西方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印證，的確有英國、美國等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是通過契約而建構的。這種契約就是憲法，國家構建的這種模式，可稱為“契約-合併”模式，其形成不僅是一個政治過程，更是一個法律和締約過程。其特征是憲法（契約）先於國家而存在。這是一個機械的國家觀，國家的形成不過是一個拼積木的過程，但每個積木都是獨立的實體。那麼，既然可以訂立契約成立國家，自然也可以通過訂約（公投及其談判）來分裂國家。既然是通過締約而合併，那麼，合併的一方，怎麼能夠阻止平等的另一方要求分離呢？所以，所謂蘇格蘭“獨立”(independence)，本質上應該是蘇格蘭“分離”（secession），用獨立一詞不過是為了喚起蘇格蘭人民對反抗的歷史記憶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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