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提“勿忘初衷”四个字，正是因为原来的理论设计在实践过程中早已慌腔走板，参与者不按其剧本演出已是铁一般的事实。在“占领”运动中居主导地位的“双学”，尚且其“政令”不出金钟，准确来说是不出金钟的大台，更何况一早被边缘化的“佔中三子”呢？到最后，“佔中三子”中的两位教授还不是灰溜溜地跑回大学再执教鞭，充当“局外人”？
可以想像，现时的戴耀廷內心极其复杂。因为他兜售的“公民抗命”越来越没有市场，他在文中极力为“公民抗命”辩解：“它是违法的行为，但违法的目的卻是要促使法律变得更公义；它会扰乱社会的秩序，但扰乱当前的秩序卻是为了建立一套更公义的秩序；它会对一些人的生活造成干扰令他们蒙受损失，但他们即时的损失卻能令他们与其他人有机会因实现共同的善而有长远的得益。”
应该说，还未“使法律变得更公义”，现有的法治已被严重破坏；还未“建立一套更公义的秩序”，现有的社会秩序已千疮百孔；更何况凡事不能画饼充饥，当我们渴望“实现共同的善而有长远的得益”时，卻盲目自私地损害他人的利益，抑或是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这绝不是有理智、爱和平的市民所想要得到的。古语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戴耀廷编织的所谓“公民抗命”，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私行为，对整体社会而言百害而无一益。
为了增加“公民抗命”的迷惑性和煽动性，戴耀廷不断去美化和合理化“公民抗命”行为，实是推动更多不明真相的学生凭藉满腔的热情，冲到最前线“当炮灰”。戴耀廷不断地向占领者洗脑，让他们“承担罪责、付出更多”，“付出不求回报，至少不是即时和实质的回报”，甚至批评那些要求“所有付出当有实质及合理的回报”的占领者，他们的想法是“功利主义的思维”。戴耀廷一味地说什麼“可能带来长远的改变”，又说什麼“因时间是难以预知”，根本是在描画一个虚无缥缈的政治幻境，強调要付出、付出、再付出，这样的行径与“政治神棍”有何区别，回顾历史，很多革命何尝又不是拜这些只懂鼓动三寸不烂之舌的政治野心家所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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