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楠想了想，問：“年幼在外無依靠行嗎？”答覆是：“不行。”
同樣止步於此的還有其他年輕新移民。十餘年前持單程證入港的家倫，迫於香港的房價壓力，希望回內地發展，同樣遭遇這樣的戶籍壁壘和種種悖論。
他對《明報》記者說：當年自己什麼都不知道，就被母親帶來香港，現在卻喪失遷徙的自由，真是上船容易下船難！
當梁楠快要絕望的時候，一個偶然的機會她被告知“失去香港永居身份的唯一可能，便是失去中國國籍”，她仿佛看到最後的希望。
她開始轉向移民中介。一條極其“燒錢”，且更為“魔幻”的路徑鋪在她面前。
中介小姐給梁楠的建議是：作為“香港中國人”的多多要想變回“內地中國人”，可以先移民到肯尼亞、厄瓜多爾，或者菲律賓這些國家，運氣好的話，取得這一國證件的同時，她向香港政府申報兒子的國籍變更，便順理成章完成“合法取消香港身份”。
這時，成為異國公民一定時間後，多多就可以申請“移民”中國內地。從原點到原點，等於兜了半個地球。
然而，讓她崩潰的是，就算這樣兜了一大圈的“曲線”也可能無濟於事。中國實行的是世界上最嚴格的戶籍制度，不要說普通人，連著名影星成龍的兒子房祖名，經過多年嘗試也很難由美國籍加入中國國籍。
成龍因此曾在電視節目中感歎“原來中國籍是世上最難入的”。
隱形的孩子經曆了各種折騰後，梁楠被同樣是“雙非”媽媽的朋友許喬蘭稱之“已經瘋了”。“好不容易得來的香港身份，為什麼要放掉？”
明明有不少“雙非”兒童在無法也不必放棄香港身份的情況下，順利獲得內地戶口——儘管，都是某種灰色路徑的結果。梁楠卻非要艱難地尋找“正規路徑”。她一一列舉自己考慮過的方案，幾乎構成一套“雙非孩子內地身份建造指南”。
嘗試遍了，剩下最後一招，是梁楠最不想用，也可能最逼不得已的方案——造一個“隱形的孩子”。
事實上是給多多造一個虛假的內地身份：改年齡，改名字，以及一個非香港出生的“出生證”。這個證的獲得有兩個途徑：一個是用關係和錢找醫院開，另一個是找造假證的。
這與許多同樣一籌莫展的“雙非”家長不謀而合。有家長甚至在論壇中討論具體的操作細節，他們形容為“一顆紅心，兩手準備”。
一旦出生證被查出問題，對策也被想好了——頂多是做一遍親子鑒定，父母是真父母，孩子也是真孩子，“即便查了也沒問題”。
有著良好教育背景的梁楠時常為這個做法感到不安。“我不是為了投機，為什麼要去取巧？”“當初不斷逼自己去香港生，不就是想給孩子一個公正、美好的未來嗎？以後怎麼和孩子解釋這一切呢？”
這個最後的方法，即使能成功為孩子入戶，也不得不時刻面對那個“不存在的老二”的問題。不斷有父母提出後續疑問：
一直用內地身份讀書的孩子，未來想重新啟動自己的香港身份申請留學的話——後者豈不是成了履曆完全空白的“文盲”？
是否會被要求為這個“不存在的孩子”繳納計劃生育罰款？
有一天被查出孩子的雙重身份，難道要為其中一個身份開“死亡證明”？那麼，拿什麼來證明唯一的孩子“死了”又“活著”？
有人還假想，如果孩子未來被捲入某個案件，需要“不在場證明”時，這個方案恰到好處會讓孩子“被消失”。
雖然這些“問題”並不會被納入香港特區政府應對雙非議題的考量，一位家長卻提出“問題”背後的假想：現存“雙非”兒童近二十萬，假如一半的父母都為其辦理這樣的“第二套身份”，2020年人口普查時中國豈不會因此多出十萬並不存在的“虛擬人口”？
梁楠沒有想更多，她只是記得五歲兒子問到“媽媽，我是香港人嗎”時自己不知如何作答的窘迫。自2008年夫妻二人讓兒子降生香港，到如今決定讓其離港“返鄉”，回到原點——六年就快要過去，他們卻再也“不知道原點在哪裡”。
（來源：香港商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