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不再依賴投資拉動
迄今為止，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顯著特徵是要素密集，依靠固定資產投資的拉動。雖然“二戰”後東亞經濟起飛時期同樣呈現了高儲蓄、高投資的特點，但中國更為突出。韓國歷史上投資占GDP的比率峰值為41%，新加坡46%，中國香港33%，中國台灣31%。中國的投資率遠高於東亞地區快速發展時期的歷史紀錄水平。在2008~2012年，投資拉動GDP增長的重要作用最為明顯。在此期間，固定資產投資占GDP高達56%，為GDP增長貢獻了6.7個百分點，占總增長率的72%。
大規模財政與貨幣刺激支撐了投資拉動模式，但持續高投資率造成了重複建設，加劇了中國宏觀經濟與金融穩定的風險，惡化了產業結構與經濟失衡的問題。過度投資，尤其是在依靠進口原材料與能源、高排放高汙染低附加值的重工業比如鋼鐵與電解鋁的情況下，形成了低效率的巨大產能。
在正常市場經濟周期中，投資過度擴張主要是因為企業對於未來商業前景過於樂觀，以及信貸泡沫所引致。在中國，除了宏觀政策因素，國有企業缺乏“硬預算約束”的財務制度（包括利潤不分紅、股票不回購），國企項目在投資審批制度下享有的優先權，以及地方政府追求政績、唯GDP至上，是導致投資衝動的制度原因。
中國的投資擴張主要依賴債務融資和高杠杆率。金融體系不夠健全、金融市場約束力薄弱、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泛濫、缺乏透明度，產生了許多經濟社會與環境效益差的投資項目，形成嚴重債務問題。中國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新常態時期中國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深化金融改革，減少投資行政審批，發揮市場高效率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增加直接融資比重，逐步實現去杠杆化，促進企業併購與產業重組整合，同時進行財稅體制改革，發展市政債市場，增加透明度，強化問責制，從根本上抑制地方政府與國有產業的固有投資衝動症。
居民消費私人投資構成內需主體中國投資拉動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導致全球與國內經濟失衡，不可持續，這一點似乎已經在政策與學術界取得共識。但問題是，中國是否能夠產生有效消費需求替代固定投資與淨出口，支撐未來經濟發展？答案是肯定的。
中國私人消費的長期動力來自方興未艾的城鎮化和中等收入人群的壯大。中國目前城鎮化進程剛剛過半，未來20年將加速推進。預計到2030年，城市人口將達到10億人，中等收入消費者將達到8億人，為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消費群體。這兩個歷史性大趨勢將刺激公共基礎設施、住宅、私人汽車、耐用消費品、醫療教育與文娛服務等需求。以醫療服務為例，中國醫療衛生支出僅占GDP的5%，低於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更是遠低於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12.6%和美國的18%。未來10至20年間，中國的這個比例可上升到10%，意味著醫療衛生產業至少擴大一倍。
在投資拉動的傳統增長模式下，財政政策歷來重建設輕民生，導致過度投資、重複建設與債務危機。在經濟發展新常態時期，國家財政預算支出必須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變為以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為中心，建立全國性的基本社會保障安全網，覆蓋城鄉人口的基本教育、醫療保險、養老和失業保險。中國社保體系的改革將為國內居民消費穩步持續增長打下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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